古籍中关于近视者的趣闻俯拾皆是。《笑林广记》中有一位错将挑粪人认作虾酱贩的近视者，竟握粪嗅闻，反怪对方“奇货自居”，活画出了近视者日常的窘态与无奈。
　　古人虽不知晶状体屈光原理，却已敏锐察觉过度用眼与近视之关联。无论是“数看日月”的凝望、“夜视星火”的专注，还是“雕镂细作”的精微、“抄写多年”的辛劳，皆被视作损伤目力的源头。可惜医学认知受限，中医竟将病根归于“肾阳虚”，开出六味地黄丸一类的补肾药方。这药石之力纵然能壮腰膝，于朦胧视野又有何益？
　　东汉广陵王刘荆墓中出土的水晶放大镜，如一颗穿越时光的露珠，折射出古人应对视力衰退的最早智慧。
　　至唐代，西域传入的玻璃“火珠”虽主要用于聚光取火，却悄然埋下了放大镜的伏笔。根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史沆审阅案卷时曾借助水晶镜片凝神细辨，这也是类似放大镜与阅读结缘的最早记录。
　　宋人案头放大镜的普及，与科举制度大规模扩招相互印证，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寒窗苦读的灯火，灼伤了无数士子的双眸，亦催生了读书人对辅助阅读工具的迫切需求。
　　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所载“叆叇”，算是最接近当下眼镜的雏形。这种以木片或牛角为框，双镜片由横梁相连，以细绳系于脑后的精巧物件，为“不辨细书”的老者推开了一扇清晰之窗。
　　至明清时期，眼镜文化蔚为大观。仇英《南都繁会图》中佩戴眼镜的人物，如同时代风尚的无声注脚。雍正帝堪称眼镜收藏大家，仅雍正九年便得西洋眼镜百副之多。他不仅热衷收藏，更命内务府“眼镜作”悉心仿制，并将这些精心打造的“御制”镜片作为恩赏，赐予近臣。
　　乾隆年间，广州民间眼镜作坊已颇具规模。当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目睹中国工匠以钢锯切割水晶镜片时，不禁惊叹其工艺之巧。然其销售方式却颇显质朴：将不同凹凸度的镜片陈列于前，任顾客一一试戴，直至寻得眼前清明为止。随着眼镜价格由“一马之资”降至“五六钱银”的寻常水平，清代官员戴镜已成寻常风景。一位近视知府朝觐乾隆时，自称奉母命需“瞻仰龙颜”，却因目力不济而尴尬万分。乾隆洞察其窘，笑问：“汝有眼镜乎？”知府应声自袖中取出镜片，郑重戴上，终得“一睹天颜”——这巧妙“遂母愿”的孝心奏对，竟将视力缺陷化作了一记别致的“彩虹屁”。
　　当镜片亦不足以驱散文字迷雾时，古人还有“耳读”一法。欧阳修晚年深受近视之苦，读书艰涩，便常使侍者诵读于侧。文坛领袖的困境，亦化作史书间一页温煦的剪影：烛影摇红，目力已衰，唯赖书声琅琅入耳，思想的星河仍在文字的声音里奔涌不息。
　　从东汉水晶下的微光初探，到清代市井间的镜片琳琅，小小一方镜片承载的是千年文脉对清晰世界的执着叩问。当眼镜从稀世奇珍化为案头常物，我们触摸到的，不止是工艺演进的冰冷刻度，更是无数渴望穿透迷雾，看清世界与真理的温热灵魂在历史长河中不息的求索。

□江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