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立人》徐迅雷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本书是评论员徐迅雷最新的一部人物随笔集，收录作者近年来在《人民日报》《杭州日报》《都市快报》和中国网等媒体平台上发表的人物随笔。这些文章叙述了王安石、郑和等历史人物的开拓性事迹，魏源、龚自珍、林则徐等近代智识者的进步思想，袁隆平、钱伟长、屠呦呦等当代科学家的巨大贡献，以及三毛、秦怡、贝利等文体人物的精神追求。通过对众多人物的书写，探索了人立于天地之间的价值与意义，强调进步思想与崇高理想是每个时代的追求。
　　所有的人最终都会被时光打败，但伟岸的思想精神永不磨灭。
　　1841年7月，被革职决定发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从驻防的浙江镇海前往扬州途中，好友魏源走出扬州絜园，跨越长江，赶往南边的京口（镇江）；两人相会，百感交集，心事苍茫，彻夜长谈——“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蘋”。
　　这一对思想认知一致的好友，达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决定：以林则徐组织翻译编撰的《四洲志》为蓝本，由魏源接续，由此编就之后闻名中外的巨著——《海国图志》。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末，《海国图志》五十卷编成，以木活字版刊印，此为“道光壬寅本”，第一次把世界的真实面貌摆在国人面前。这一年，魏源49岁。也是在1842这一年，英军于7月进攻镇江，副都统海龄率4000余名将士殊死奋战，以保护南京门户，直至全部牺牲；8月，清政府被迫签订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之后，魏源不断增益其所能，在1847年增补《海国图志》六十卷成；10年后的1852年，《海国图志》百卷本编就。我们今天在岳麓书社出版发行的《魏源全集》（全20册，2004年12月第1版）的皇皇巨著中，看见最为完备的魏源为经世致用而“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伟大思想。
　　在《海国图志》原叙中，魏源开宗明义：“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是振聋发聩的“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所谓“攻夷”，是对抗，战斗之策；所谓“款夷”，是对付，外交之策；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技术上的长处，在《筹海·议战》中，魏源侧重指出军事技术上“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些都属于手段，而目的，则为“制夷”。
　　“师夷”之后怎么办？睁开眼睛看世界，向世界之先进学习，这是必须的。学了之后干吗呢？“师夷”之后，就是“制夷”。“制夷”是什么？“制夷”是对抗，反抗侵略，把对手压下去。如果永远是“制夷”，那永远是对抗。自己强大后唯有“制夷”，这个“终极目的”就有着历史局限性。
　　我有一个严肃的提问：彼时的魏源，为何想到的只是“制夷”，而不是“胜夷”？相比于单一的“制夷”，“胜夷”的内涵显然更为广泛：如果有战争，可以战而胜之；如果是和平年代，那是竞争，可以竞争取胜。而战争之“制”，与竞争之“胜”，毕竟大不一样。那时的魏源，为何不能想到将来可以是“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以及“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千百年来，以中原为原点，以中国为中心，远处往往变成了“镇远”，所以挥之不去的是让你臣服的意识。但臣服是越来越看不到了，所遭遇的越来越多的是被征服。1840年前后，神州大地已是“万马齐喑究可哀”，对外关系已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晚清已然日薄西山，抬望眼，一派末世征兆，智识者只有仰天长啸。
　　千古江山，难道真是“英雄无觅”？近代以降，历史的顿挫，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智识分子”，去承担起转型期启蒙的沉重使命。读书人在由“士”逐步转变为知识分子即“知识人”的几十年中，援引各种思想资源，以因应“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现代性的焦虑，又使他们在践行启蒙之时，通常表现得既惊疑又激进、既理性又情绪、既深刻又偏执——“师夷”的目的唯有成为“制夷”，确实也不难理解。
　　然则，当时中国人竟然普遍不接受《海国图志》，尽管其目的是清晰的“制夷”。1851年，该书首次传至日本，日本人反而在短短两年内翻刻了21种。通过这本书，日本睁开眼睛看世界，觉得应该维新，应该开放，应该图强；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关键的思想启蒙作用。
　　所有的“落后而挨打”，本质上都是因制度落后而挨打。只学习技术，不学习制度，那是不行的。国之战争，非两人之斗，武器从来不是决定性因素，人，尤其是人心，以及顶层的制度设计，才是一切的关键。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振聋发聩的主张，对抗之际，“制夷”成为必然。那么，“制夷”之外，能否看到“夷制”——“夷”的政治制度呢？魏源难道只想到“师夷长技”，而没有想到“师夷优制”吗？
　　鸦片战争爆发前，魏源继承了先秦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秉承了清初黄宗羲激烈批判专制罪恶的理念，主张开明政治，力倡运用商业手段改革漕运、盐政之弊端；鸦片战争爆发后，各种矛盾更加尖锐。要打破落后的政制，魏源意识到，一定要内倡改革，外倡开放。
　　编撰《海国图志》，魏源不仅仅是讲外国地理，还涉及历史、政治、军事、司法、社会、宗教、教育、人文等。
　　“粤人称曰花旗国，其实弥利坚。”在《海国图志》100卷当中，魏源用5卷的篇幅（从59到63卷，见岳麓书社《魏源全集》第6册1585页至第7册1698页）来讲述美国（彼时称弥利坚）。而在介绍欧洲的篇章中，涉及政体的同样不少。比如说到瑞士，说它是“西土之桃花源”“至于朝纲，不设君位”“素不养军”“共推乡官理事”，等等。
　　由此可见，魏源对欧美的制度非常熟悉，其实他本身并没有去过欧美。他曾于1847年春从扬州启程南游，“粤吴楚越舟车马，岭海江湖雨雪风”，曾到广州等地游览考察，访友赋诗，传播思想，最远到了澳门和香港。但是，他照样“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很清楚，魏源不仅主张“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且也很歆慕、推崇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他不仅看到了“长技”，而且看到了“优制”。这是魏源的眼光，更是他的胆识。
　　向来反对专制黑暗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推崇民主政制，其实是顺理成章的。所以，《海国图志》不仅仅是地理之书、历史之书，也是人文之书、思想之书。历史的事实也已清晰地证明：清嘉道年间，经世思潮潮落潮起，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所谓“近代转型”，正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试图从“王朝体制”到“共和体制”的转换。
　　知识分子向下退一步，就是“知道分子”；知识分子向上升一步，才是“智识分子”。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绝非仅仅“知道”外面的世界多一点，我们要看到其中的“智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