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华民族有着崇尚读书的优良传统。自古及今，“读书”始终是贯穿中国家文化的一条主线。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古代，读书求学是考取功名、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科举考试成为朝廷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也是推动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杠杆。无数贫寒子弟怀揣“知识改变命运”的理想，孜孜不倦，皓首穷经，只为实现心中的那个“登科梦”。因此，中国传统家训非常重视读书一事。南宋陆游《放翁家训》强调“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清代冯班《家戒》亦云“儒者之业，莫如读书。”值得注意的是，古人读书并非只为追求功名利禄，从更深层来讲，它催生了尚学尚读的文化自觉。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是获取知识、增长见识的重要手段。这可以算作读书最基础的一个功能。《颜氏家训》专设“勉学”篇提倡读书治学，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颜之推把读书视为一项生存技能，“涉百家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而那些不读书而又增长见识的想法，跟“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没什么区别。明代蔡清在《书诫五条》中也强调读书时要怀着“取而用之”的态度，反对形式主义的读书。清代高拱京在《高氏塾铎》中强调“多读一岁书，多一岁之受用；多读一月书，多一月之受用”。长此以往，“言辞自然雅驯，礼节自然闲熟”。他认为“祖父多遗我十亩田，不如多送我读一岁书也”，把读书视为比田产更珍贵的遗产。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读书是立言立行的重要基础。《颜氏家训》称读书在于“求益”，即增进学问，弥补自身的不足。读书在于“利行”，读万卷书，而后行万里路。因此，颜之推严厉批评那些读些书就夸夸其谈、卖弄学识之人，称其为“以学自损，不如无学。”明代徐学周在《家训》中以犀利的笔触写道：“人不读书，禽兽何异？读不识字，不读何异？”清代张英《聪训斋语》亦以“读书者不贱”律身训子，认为只要能够读书，德行温和，行事正当，即使是贫寒之人也不会被轻慢。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是修身明理的重要途径。明代庞尚鹏《家规》认为“以古人为鉴，莫先于读书”，并强调“学贵在变化气质”，并非只为“猎章句”“干利禄”。而变化气质的关键在于根据性情偏失，通过读书使之归正，“轻浮则矫之以严重；褊急则矫之以宽宏，暴戾则矫之以和厚，迂迟则矫之以敏迅”。清代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强调“古人读书，取科第犹第二事，全为明道理、做好人”。他认为道理不明，惰与傲的习气不消除，“好人”终究难以做成。通过读书，每日琢磨领悟，坚持不懈，“心志自是开豁，文采自是焕发，沃根深而枝叶自茂”。徐学周也指出读书成名非求温饱，而是为了修德、报国。他劝诫子孙要传递书香，万不可坠入“黩货贿”“厕权门”的深渊。
　　古人崇尚读书的风气，还培育出了爱护书籍、敬惜字纸的传统。元代郑文融订立了“广储书籍，以惠子孙，不许假人以至散逸”的家规，甚至将卖书、借书视为不孝之举。庞尚鹏视书籍为“人家命脉”，要求子孙登记在册，定期晾晒，妥善保存，不得散失。裱糊门窗、包裹物品亦不许使用有字的纸张。这种对于文字、文化的敬畏，构成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保障。
　　以家庭为载体的读书传统，不仅构建了知识传递的精神血脉，更在历史长河中形塑了中华文明的伦理根基和价值体系。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传统读书精神面临新的考验，但倡导读书亦是文明社会的风尚。我们要坚信，读书所带来的那种精神上的丰盈是任何物质所无法衡量和替代的。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