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员的选拔标准不仅关乎学识、能力与道德，更与相貌息息相关。
　　从原始部落的氏族首领到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容貌可以说是权力场中隐形的“敲门砖”。这种“以貌取人”的传统，既源于对“天人感应”的信仰，也受到社会等级观念的深刻影响，其演变历程贯穿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政治文化史。
　　原始社会时期，氏族首领的外貌特征往往被赋予神性。据《史记》等史书记载，尧“眉分八彩”，舜“双目重瞳”，禹“耳有三漏”。据《大戴礼记》记载，尧帝时期已出现依据容貌设官授职的现象。到了夏商周时期，在祭祀活动中，主祭者的仪态容貌需符合“威仪”特征，以彰显与神灵沟通的资格。例如商代巫师需身形高大、面容肃穆，以此强化神权与王权的统一。
　　周朝礼制将“威仪”纳入贵族教育，《礼记》强调“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容貌举止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汉代察举制虽以德行孝廉为名，其实也暗含了对外貌的筛选。西汉时期的薛宣因“仪表堂堂”而官至宰相，他的政敌申咸因被毁容反而断送仕途，揭示了容貌对官运的直接影响。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垄断官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更将“容止”列为考核标准，世家子弟需兼具才华与风姿，“竹林七贤”的嵇康因“龙章凤姿”名动天下，其容貌甚至成为了一种政治资本。据《世说新语》记载，曹操因“姿貌短小”遭匈奴使者轻视，于是命崔琰假扮自己接见，足见时人对仪表的极端重视。
　　唐代科举首创殿试环节，唐太宗曾直言：“进士科取人，以体貌丰伟为先。”宋代沿袭此风，北宋禁军选拔标准严苛，需“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林冲、秦明等文学形象的原型都是大帅哥。殿试时，宋真宗因晏殊“神气不慑”擢其为状元，而钟馗虽才华横溢，却因相貌丑陋被剥夺功名，最终撞柱而亡。北宋王安石推行新政时，反对派以其“蓬首垢面”攻击其德行，苏洵更在《辨奸论》中将其邋遢形象与“大奸”挂钩，可见容貌甚至能左右政治斗争。
　　到了明代，内阁选拔有三条潜规则：进士出身、官话流利、国字脸。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时，特意挑选“仪容端方”的官员充任要职，以强化威仪。清代将面貌考核推向顶峰：雍正通过“履历片”批注官员相貌，如评王勋“小白胖子”、杨铎“似太监”，直接决定其仕途；乾隆创立“大挑”制度，以“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字标准筛选士人——圆脸、方脸者等授知县，尖脸、歪脸者直接淘汰。阎敬铭因身材矮小、双目高低参差不齐，在“大挑”现场遭亲王呵斥驱逐，后虽凭才干做到了户部尚书，仍被视为特例。
　　其实古代对官员容貌的苛求，本质是维护统治合法性的手段。比如帝王将“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视为天命所归，刘邦的“隆准龙颜”、朱元璋的“奇异骨相”被塑造为“龙颜”，官员的端正容貌则象征王朝气象，这是一种政治象征。另外，儒家认为“相由心生”，雍正在处决查嗣庭时，以其“狼顾之相”论证其“心术不正”，将外貌与道德强行捆绑，通过容貌差异强化“君子与小人”分野，这也正是强调政治秩序的需要。
　　从尧帝的“以貌设官”到清代的“八字挑人”，古代选官用官的“以貌取人”，是权力异化的体现，与我们当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用人观大相径庭，也正是我们应当摒弃的。

□陈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