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24岁的苏轼初入仕途，任凤翔府签书判官。苏轼到任时，正赶上凤翔地区久旱不雨，庄稼枯萎，百姓生计艰难。当地百姓说，这么久不下雨，是因为太白山神被降爵（从“公爵”贬为“侯爵”）的原因。
　　凤翔附近的太白山（秦岭主峰之一）自古被视为祈雨圣地，山上建有太白祠，供奉山神。
　　苏轼查阅史料，发现确有其事，便随即上书宋仁宗，请求恢复山神“公爵”封号。
　　不久后，苏轼收到宋仁宗的回复——准奏。于是，苏轼命人重修太白山神祠，并恢复唐代旧制，重新以“公爵”尊号祭祀山神。以此来祈求甘霖。
　　除此之外，苏轼按照当地传统，亲自前往太白山祈雨。传说太白山顶有“龙池”，池水能感应祈雨。苏轼便取“龙水”来举行仪式，并亲自撰写《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文中写道：“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神其盍亦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以无失愚夫小民之望。”意思是从冬到春，没有雨雪……神明可否明鉴？上不负皇帝所托，下不辜负百姓期望。
　　巧合的是，祈雨后不久，果然大雨倾盆，旱情得到缓解。苏轼喜极而泣，命人在官舍旁修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著名的《喜雨亭记》，其中有一段经典表述：五天不下雨麦子就完了，十天不下雨稻子就完了……没有粮食，百姓就会挨饿，犯罪和盗贼也会增多。
　　《喜雨亭记》虽以轻快的笔调庆祝降雨，但在体现苏轼早期政治生涯中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同时，也升华成一种“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虽然仅仅只是求雨，但这却是苏轼第一次以官员身份主持重大民生事务，也展现了他的务实精神和文化影响力。
　　然而，次年再旱，苏轼故伎重施，却滴雨未落。他苦思无解，最终叹道：“天意难测，人事当尽。”——求神不如求己，于是组织百姓挖渠蓄水，抗旱保苗。
　　苏轼虽会按传统仪式求雨，但更强调人事的重要性（如修水利、备旱涝），这体现了他理性务实的一面。
　　可以说，凤翔求雨是苏轼政治生涯的起点，他后来在密州、徐州的类似举措，都可视为这一模式的延续——以虔诚之心祈雨，以务实之举抗旱，最后以文学升华。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苏东坡调任密州知州。这一年，山东大旱，颗粒无收，百姓面黄肌瘦，苦不堪言。作为一州父母官，苏轼心急如焚。他翻阅古籍，发现城东有一口古井，名曰“雩泉”，相传是古人祈雨之地，如今早已荒废。
　　苏轼立刻下令疏浚此井，并亲自撰写《祈雨祝文》，以诚恳言辞祈求上天降雨，文中写道：“政不善而民失职，此吏之罪也。”——天不下雨，不是百姓的错，而是将旱灾归咎于自己为政不足，这个官没当好。
　　苏轼将天灾与自身政德联系起来，古代士大夫的责任感，可见一斑。
　　祈雨当日，东坡身着素服，率众官员步行至雩泉，焚香祷祝。其实苏轼并非迷信鬼神，而是深知百姓需要希望。
　　果然，几日后，天降甘霖，密州百姓欢呼雀跃，纷纷前来感谢苏轼。然而苏轼却未居功，反而在雨后设宴，与民同乐，写下《雩泉记》：“常山在东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临城中，如在山下……各率尔职，神不汝弃。酌山之泉，言其蔬。跪以荐神，神其吐之？”
　　《雩泉记》不仅记录了求雨的经过，从中更可以看到苏轼的真挚爱民之心。
　　元丰元年（1078年），东坡调任徐州。好巧不巧的是，当地夏日酷暑，数月无雨。
　　和以往一样，苏轼亲赴城东石潭祈雨，并作《徐州祈雨青词》：“河失故道，遗患及于东方；徐居下流，受害甲于他郡。田庐漂荡，父子流离。饥寒顿仆于沟坑，盗贼充盈于犴狱……”
　　文中无半分迷信之语，反而写道：“臣实有罪，罚其敢辞。小民无知，大命近止。”
　　不得不说，这种“天人感应”式的治理方式，既符合宋代士大夫的儒家理想，也展现了苏轼独特的人文情怀。
　　令人欣慰的是天公作美，大雨如期而至。雨后，苏轼率众“谢雨”，途中见村女匆忙梳妆、争相围观太守，老农醉卧道旁，一派欢腾景象。他即兴写下《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这首词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生动刻画了百姓久旱逢雨的喜悦。
　　不难看出，苏轼求雨，绝非作秀，而是真正与百姓同忧同乐。因为他既敬天，有为民请命的担当，更重人事，又有理性务实的精神。
　　晚年任职颍州时，苏轼不再单纯依赖祈雨，而是治水抗旱双管齐下。他结合水利工程，疏浚河道，蓄水防旱。他曾笑言：“若只靠神明，天下官员皆可闭门高卧矣！”
　　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不会相信求雨，更相信科学，但东坡那份“忧民所忧，乐民所乐”的情怀，却依然值得铭记。正如他在《喜雨亭记》中所言：“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真正的甘霖，从来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人心的温度。

□马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