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阳履道里的旧宅中，白居易的诗稿被岁月浸出泛黄的边纹。当后人翻开《白氏长庆集》，指尖触到的不仅是薄脆的纸页，更是一千二百年前凝结的汗珠与叹息——那是卖炭翁牛车上未化的残雪，是刈麦女鬓角沾着的麦芒，是织妇机杼间穿梭的月光。这位被称作“诗魔”的诗人，用一生的笔墨在盛唐的繁华里书写另一种真实：劳动人民的脊梁，撑起了整个时代的重量。
　　贞元三年的宿州原野上，十二岁的白居易蹲在田埂边，看父亲指挥农工疏浚河道。烈日烤焦了少年的鬓角，却烤不化他眼中的震撼：农夫们赤着脚踩进淤泥，脊背晒得比陶罐还黑，汗水顺着脊梁沟流进裤带，在腰间洇出深色的云翳。有人中暑栽倒在水渠旁，父亲赶紧递上葫芦瓢，少年望见那人嘴唇干裂得渗出血丝，突然想起自家粮仓里白生生的馒头。这个出身中小官僚家庭的少年，因战乱随父辗转于宿州、符离等地，早已见过“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的惨状。他记得母亲缝补衣物时总把烛芯剪了又剪，“夜深缝补衣，灯暗人相对”；记得叔父背着农具出门时，裤脚永远沾着新泥，“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记忆，如同种子埋进他的血脉。十六岁赴长安应试，当顾况调侃“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时，少年眼前闪过符离村头织锦的阿姊--她指尖缠着布条，在机杼前从日出坐到日落，“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那时的他尚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与天下劳动者紧紧缠绕，如同诗中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元和元年的陕西盩厔县，新任县尉白居易蹲在五月的麦田里，指甲缝嵌着草汁，衣裳沾着麦芒，记录下妇女背子、老翁拾穗、刈麦者弯腰“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场景。当他写下“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时，笔尖洇开的墨渍像农民掌心里的老茧。《观刈麦》是他投向盛唐的第一把匕首，在世人沉醉于“稻米流脂粟米白”时，他撕开帷幕，让“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的困苦现于世人眼前。而《卖炭翁》则是愤怒的呐喊，他在朱雀大街见过太多驮柴的老人，“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诗句里，有卖炭翁皴裂的手掌抚过牛绳的触感，有冰天雪地里沉重的叹息。这些诗不是文人的案头清供，而是劳动者沉甸甸的生活本身，是诗人对劳动的敬畏——他深知每一粒粮食浸着汗水，每一匹布帛缠着血丝，而诗人的使命，是让被忽视的生命在诗中获得尊严。
　　长庆二年，杭州刺史白居易撩起官服下摆，踩着泥土走上钱塘江边的堤坝。他看着筑堤民夫手上的血泡、肩头的勒痕，听着有人劝他“大人何必自苦”，却指着远处农田道：“此堤若成，可保十万生民不受水患，某吃些苦算什么？”在任上，他主持修筑白公堤、疏浚六井，见织锦户因赋税繁重而“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便上奏请减丝税；闻采莲女在“菱叶萦波荷飐风”的美景中辛苦劳作，便下令禁止官吏扰民。他的官邸始终为百姓敞开，正如他诗中所写：“但令毛羽在，何处不翻飞？”这种将情怀落于行动的担当，源自他对劳动的深刻理解：劳动不是诗意的点缀，而是生存的根基。当他在《杜陵叟》中痛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在《缭绫》中感叹“丝细缲多女手疼”，心中眼前皆是田间织房里操劳的身影。
　　会昌六年的洛阳履道里，七十一岁的白居易在病中望着自己布满皱纹的手，想起年轻时在符离村帮农工捆扎麦束的场景。那些磨出过茧子的地方已松弛，可触摸过的麦芒、握过的犁柄、扶过的织机，从未在记忆中褪色。他一生践行“文章合为时而著”，当我们读“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看见的不仅是唐代劳动者的身影，更是所有为生活奔波者的模样。他让劳动者的汗水滴落在诗句中，成为滋养文明的甘露；让劳动者的身影定格在诗行里，成为民族精神的脊梁。
　　如今，当我们在博物馆看见唐代陶俑、丝绸、农具，不应忘记它们背后是无数“足蒸暑土气”的劳动者。而白居易的伟大，在于他以诗为灯，照亮历史暗夜中沉默的生命。
　　在劳动者的节日里重读他的诗篇，我们懂得：真正的劳动情怀，是俯身贴近土地的倾听，是将他人苦难视为己出的共情，是“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的担当。这种朴素的热望穿越千年，依然在每个劳动者心中燃烧，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王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