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生于古唐国的山西兴县，为大清重臣。
　　王芳在众多山西人中认出孙嘉淦是有原因的。王芳喜欢戏曲、历史、考古、文学，胸藏万壑的她酷读、擅写、喜问、爱唱，心所想、笔所指，心静智生。在任何场合，她都能用从书中得来的知识发表自己的见解，或侃侃而谈，或风趣搞笑，或哼上几句符合此情此景的晋腔。
　　孙嘉淦作为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朝元老，是在后世被贴了“盛世诤臣”的标签的。王芳喜欢“诤”这个词，喜欢《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说文解字》说：诤，止也，从言争声，照直说出人的过错，叫人改正。王芳说很难有一个词毫无违和地诠释一个人的一生，首先，“诤”用在孙嘉淦身上却是严丝合缝；其次，“诤”也符合王芳的性格，直接、爽快、不拖泥带水。王芳说，“诤”用在已经衰颓的年代，是对那年时代的救赎；用在当下，仍对人有提醒和警示作用。
　　王芳的这本书，摒弃了她平日历史散文洋洋洒洒的写法，改用平铺直叙的白描手法为孙嘉淦的一生写了一部传记，书中通篇用故事的形式展示了孙嘉淦的“初心”。首先，孙家相传为“文曲星君”比干的后人，比干一生忠君爱国，倡导“民本清议，士志于道”。孙嘉淦父亲世称饱学先生，又以义侠闻名乡里，坚持“日食粗粒，关门教子”，是一位懂得子女教育高于物质优渥的高格父亲。他教育孩子信奉的是苏轼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良好的家教和坎坷的人生经历，让孙嘉淦从小就具备了应对人生万象的智慧和能力。
　　其二，孙嘉淦有两位好老师：朱轼、张伯行。朱轼主张“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张伯行推崇儒学、奖励直臣，并把信奉的程朱理学应用到日常的为学、为政和为人中。孙嘉淦的为官之道，多来自于两位老师的教诲。
　　其三，孙嘉淦不在乎万世之名，只求受惠万数之众。
　　王芳用史料中修缮580条水渠呈现了孙嘉淦的政绩。
　　孙嘉淦任直隶总督期间，治理直隶水系五大河流，从不道听途说，而是实地走访、虚心求教，从永定河入手，实地考察海河各支流的实际情况，提出根治方案。治理大运河，北运河裁弯取直，坚固堤坝；南运河两岸驻堤，疏浚河道，使河水行于正道。
　　孙嘉淦重视教育，他亲自去基层督学、调研；考核生源，选拔、培养教官。治理拐卖案，现场查验户口，并建立与京城联合协作机制；审查奸盗案，实地演练判断；处理贪污案，从制度上治贪养廉；还有查办诉讼案、整顿盐制、解除禁酒、查整关税等等。
　　孙嘉淦的一生查办了无数案件，既顾全大局，又有自己的想法和理念，从未为自己涂上一丝铜臭味。可以说，他为官四十余年，肚子里装满了家国情怀的忧患意识，这是一种心无杂念的忠诚、一种超越时代的清醒。
　　全书没有过多的煽情描写，孙嘉淦所做的一切，其实是对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大清朝的内视镜取景：他竭力解决诸多案件，是对想象中的康乾盛世的拯救和挽留；他用砖头装满箱子告老还乡，看似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实际是给那个时代撑门面；他身上长满毒疮抑郁而终，是对一个朝代濒临危亡的暗示。
　　王芳站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像一个时间的观察者，看一个人和三个朝代并驾齐驱，然后，她把孙嘉淦的理念播种在文字里，让读者看到它们的生命蓬勃而动，让乾隆的那句“朝中少一正人矣”在后世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
　　因为，几百年来，我们强调的主题没变：廉洁、初心、人民至上、胸怀天下。

史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