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中国传统孝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发展于春秋时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尚书》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把不孝视为罪大恶极之行，可见古人对孝的重视程度。历代统治者又多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孝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孝与中华文化基因存在深层的紧密联系。
　　何为孝？《说文解字》称：“孝，善事父母者。”《荀子》亦称：“能以事亲谓之孝。”何为事亲？《礼记》有云：“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葬，丧毕则祭。”这是孝的基本内涵。
　　如何做到“善事父母”，传统家训做了比较详细的规范。司马光《居家杂仪》论述了子女事亲的基本要求，内容涉及起居、饮食、熟谏、侍疾、乐心等多方面内容，他认为凡子女事亲，要“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唐代《女论语》亦专设“事父母”一章，提出了女子事亲的主要事项，提倡敬重爹娘、孝养相当，严厉批评那些不敬爹娘、争竞衣装、说短论长、不顾哀丧的“狗彘财狼”。
　　“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生养是孝的基础，传统家训强调子女对父母衣食起居的奉养照料。明朝林俊《林氏家训》倡导“人子事亲，无论穷富，当以奉养为先。富者能奉以甘旨，而贫者以菽水承欢，各凭其力”。何伦《何氏家规》认为“事亲有以酒肉养志者，有以菽米承欢者，均不失为大孝”。清代于成龙强调“孝为百行之原”，他在《治家规范》中指出“力田、贸易、肩挑负贩者，皆可随分以养亲”“读书明理者，以养志为先。愚夫俗子，亦勉力养其口体，依依膝下，始终孺慕”。可见，物质条件的贫富向来不是行孝的障碍。
　　除了物质奉养，孝还表现在使父母心理满足，精神愉悦，不违背父母意愿。司马光强调“凡子事父母，乐其心，不违其志。”他认为父母有过，子女必须谏争，以补救父母之过，避免陷亲于大恶。但子女谏亲时，当“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何伦也认为“殊不知孝之道，岂养之一事所能尽哉？要有深爱婉容，而承颜顺志，尊敬谨畏，而惟命是从。稍有斯须欺慢违忤，或伤教败礼，取辱贻忧，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孙逢奇《孝友堂家训》规定：“父母于赤子，无一件不是养志。人子于父母，只养口体，此心何安？”他提倡既养口体又养志的孝，给予父母精神上、心灵上的更多关爱，体现了孝文化的辩证智慧和人文关怀。
　　“慎终而丧尽其礼，追远而祭尽其诚。”死葬、丧祭是也是孝的基本内容，故为历代家训所重。颜之推认为“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明末清初人朱伯庐指出“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告诫子孙要以诚祭祀。丧祭礼仪超越了个体生命的限制，是孝的进一步延伸，成为家族、文化延续的纽带。
　　“孝”常与“敬”并列，强调孝亲敬老。司马光直言：“养父母而不恭敬，何异于养犬马。”明代《内训》指出“孝敬者，事亲之本也。养非难也，敬为难。以饮食孝奉为孝，斯末矣”，认为敬为孝之本，养为孝之末。“孝”又常与“忠”相提，强调忠孝一体。南宋叶梦得告诫子孙“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故孝必贵于忠”，强调“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
　　孝有大孝、小孝之别。司马迁称“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王阳明亦言“人子之孝，莫大于显亲”。清代张习孔将孝分为三个层次：“扬名显亲，上也；克家干盅，不坠先人之志，次也；服劳奉养，又其次也。”他认为能全此三项者固然最好，但亦可量力而行，次第图之，皆不失为孝，显示出孝文化的多重实践体系。
　　孝乃“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孝文化不仅有利于提升个人品德修养，而且是建设和睦家庭、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从传统“二十四孝”到新“二十四孝”，传统美德正在当今社会实现创造性转化。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