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藏书史上，“以物易书”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些藏书家们用田产、家畜甚至妻妾换取典籍的举动，折射出十六世纪江南士大夫阶层独特的文化生态。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载，嘉靖年间江南藏书家购置宋版书的价格，已等同同等重量的白银价值，这种对古籍的狂热追求，造就了诸多藏书界掌故。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时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在太仓偶遇书商兜售宋版《两汉书》。这部余仁仲万卷堂刊刻的典籍，不仅版式疏朗、纸墨精良，更经元代赵孟頫递藏，朱印累累。据《弇州山人四部稿》自述，书商开价需以王世贞的弇州园相抵。这座占地七十余亩的江南名园，是其父王忬留下的祖产。权衡之下，王氏终以园林易书，举家迁居城西陋巷。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有云：“得一奇书失一庄，团焦犹恋旧青箱”，正是此事写照。可惜这部典籍后来流入钱谦益绛云楼，终毁于顺治七年的火灾。
　　建文四年（1402年），尚未发迹的杨士奇在吉安府城书肆发现宋人高似孙编撰的《史略》。这部纪传体史书虽非孤本，却是其访求多年的重要史料。囊中羞涩的他竟将家中唯一的产蛋母鸡抱至市集，换得百文购书钱。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后来执掌永乐内阁二十年的重臣，在《东里文集》中回忆此事时，特别强调当年购得的实为抄本，可见其治史之严谨。
　　万历八年（1580年），胡应麟在杭州岳官巷书市发现元代《文献通考》稿本。这位拥有二酉山房四万余卷藏书的大家，竟当场典当妻子首饰，更脱下外袍抵充书款。据其《少室山房笔丛》记载，这次交易涉及白银十二两，相当于正七品官员半月俸禄。李贽曾评价其“聚书之癖深入骨髓”，这种痴狂最终导致胡氏家道中落，晚年不得不变卖部分藏书维持生计。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松江藏书家朱大韶为求宋版《后汉记》，竟以宠妾换取吴门故家藏本。这部带有陆游、刘辰翁批注的珍本，因载有谢枋得殉国前的眉批而价值倍增。此事见载于吴翌凤《逊志堂杂钞》，但遭到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的严厉批评：“鬻妾求书，名教扫地”。值得玩味的是，清代学者考证发现，该本实为明初仿宋刻本，所谓名家批注亦系书贾伪作，这场轰动江南的换书事件，最终沦为藏书史上的黑色幽默。
　　这些痴书、爱书的案例背后，是明代江南商品经济与藏书文化碰撞产生的特殊现象。据万历《杭州府志》统计，仅杭州一地就有固定书肆32处，流动书摊百余个，年交易额逾十万两白银。藏书家们在雅癖与物欲间的挣扎，既彰显了文化传承的执着，也暴露出士林风气的异化。正如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所叹：“宋椠之直，几与金同，好者既不肯售，售者率多赝本，然嗜痂者犹众也。”这种对古籍的珍视和癖好，终随明末战火消散，只留下藏书印上的吉光片羽，见证着那个时代的文化狂热。

□江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