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们家从矿上的棚改房搬迁至大同恒安新区已经17个年头了。当时从矿上搬家时的旧家具、家用电器时有更换，唯独放在角落的那台缝纫机始终没有挪过地儿。记得当时搬家时，我们姐弟三人，执意要将母亲那台老旧的缝纫机处理掉，可母亲坚决不同意。毕竟，母亲对它有着很深的感情。
　　说起缝纫机，生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们都知道，谁家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这“四大件”，俗称“三转一响”，是多少家庭梦寐以求的一件事，能够拥有这“三转一响”的家庭，无疑被视为富裕户，其经济实力堪比现在的中产阶级，甚至更高。在那个年代，缝纫机常见的品牌包括飞人牌、蝴蝶牌、飞跃牌、华南牌、西湖牌、标准牌等等。这些品牌在当时以质量可靠、操作简便、价格实惠等特点，受到大多数家庭的欢迎。缝纫机不仅代表着国内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水平，更是许多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家的那台缝纫机是1977年买的，是陕西缝纫机厂生产的“标准牌”缝纫机。听母亲说：当时是专门托亲戚从省城太原买回来的，一路上也费了不少周折，拉运缝纫机的车也是四轮汽车转三轮车，三轮车转毛驴平车，一路颠簸，到了村里已经是半下午了，在村口歇凉的大婶、大妈们，听说我家买了台缝纫机，大家你推我搡，看看这新式的缝纫机到底长啥样。记得当时买回家，母亲小心翼翼擦拭这台缝纫机，生怕有指头印留在上面。好奇的父亲与几位叔伯，按照说明书，鼓捣了一下午才组装好。傍晚时分，我们几个孩子好奇地围着缝纫机，左顾右看。当时还年幼的我，总是不安分的用小手时不时地拨弄一下机头右边那个明晃晃的小轮子，母亲看到后，立刻大声制止：“军儿，不要动，看弄伤小手的，你呀，真不听话。”回想起昔日情景，历历在目。
　　这台缝纫机跟随我们几度搬迁，已经有些破旧了。棕色木纹机板有一块边角破损，连接飞轮和机头的皮带换了好多根，但整个机头依旧乌黑油亮，特别是机头正面繁体字“標凖牌”三个金黄色大字还是那么清晰耀眼。台板下面左右各有一个抽屉，里面装满了各种线轴、大大小小的梭针。两个抽屉中间是一个长长的侧翻盒，轻轻一摁便可打开，里面放着木尺、软尺以及裁剪衣服要用到的各色粉饼、五颜六色的缝纫机线。平时，这台缝纫机就放在阳台上，母亲还拖老家的三姨专门给它做了一个机罩，青绿色的布料，四周用波浪花布锁边，正面是一幅“喜鹊登梅”的刺绣图案，下面是规则的褶皱，就像给缝纫机穿上了一件漂亮的绿外套。听母亲说当年好多邻居都效仿着做呢！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岁月洗净了机罩艳丽的色彩，也染白了母亲满头的乌发，更加深了母亲额头的皱纹。但这台缝纫机与母亲始终不离不弃。
　　这台缝纫机在我们家安家落户后，每晚我们几个孩子挤在一张桌子上写作业，母亲就一边监督我们，一边在缝纫机上做活儿，“咯嗒，咯嗒嗒，咯嗒嗒嗒……”缝纫机发出来的有节奏的声音就像一首欢快动听的乐曲伴着我们成长。至今我仍记得母亲为我缝制的斜挎的绿书包。当时许多孩子都斜挎着有两个卡扣的绿书包，当时的斜跨包在城市、农村都很流行。有一次，母亲随父亲到县城办事，路过百货商场时看到一个漂亮的斜挎书包。母亲佯装要给孩子买，把书包拿在手里来回翻看，反复比划，售货员有些不耐烦了，问母亲到底买不买，母亲左看看、右瞧瞧，这才有些难为情地说：“样式是挺好看的，就是有点贵……”其实，母亲早已心中有数，回来后立马找了块粗布，又找来一些旧布做里衬，刷上面浆，再把新布面粘上去，贴到墙上晒干，最后裁剪、缝制，用了三天时间就给我做了一个斜挎书包。看见我背着新书包美滋滋的样子，街坊领居的大妈们都直夸母亲的好手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衣物价格高昂，许多家庭难以负担，尤其是冬天的棉袄等厚衣物。因此，缝纫机成为了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帮手，主要用于制作小孩衣服和棉衣。也正因为如此，母亲利用业余时间不停琢磨裁剪技巧，有时还到邻居王婶子家学习裁缝。每天回到家的母亲拿报纸剪呀画呀，桌子上、床上到处都是母亲裁剪的布条。功夫不负有心人，母亲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裁剪技术。小时候，每到过年，母亲总会到县城转一圈，买一些布回来，然后挨个给我们量体裁衣。父亲的中山装、母亲的罩衣、我的小军装、姐姐的花衣裳，各种款式，不同颜色，穿出去总会得到别人的称赞。就这样，母亲用她那双巧手把我们过得紧巴巴的日子装扮得绚丽多彩。
　　如今，翻看那些老照片时，看着我们当年身上一件件由母亲精心缝制的衣服，总会勾起对往昔岁月的回忆，有酸有甜有苦有乐……这时候，母亲总免不了要说一句：“这都是咱家这台缝纫机的功劳呀！”

魏国军（大同）

　　1.妈妈正在给小女孩比试新衣服。
　　2.作者家的标准牌缝纫机。
　　3.为了保护缝纫机而专门缝制的缝纫机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