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旗帜鲜明地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赵树理成为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文学旗帜。这位来自太行山深处的“农民作家”，用他特有的山药蛋派风格，在革命与建设的洪流中谱写出独特的文学篇章。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今天，重新审视赵树理的创作实践，其作品中蕴含的乡土情怀、为民理念与时代气息，恰如一面穿越时空的明镜，映照出中国农村变革的深层肌理，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着宝贵的精神资源。赵树理立足本土推陈出新，创造了一系列形式通俗、思想现代、并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文学作品，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的继承和转化。他的创作以农村生活为背景，以农民为主体，语言通俗质朴，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其时代价值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乡土情怀：文化根脉的现代传承

　　赵树理创作实践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是他在山西农村生活和创作的重要体现，也是他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之一。这种风格强调了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生活方式、语言和文化习俗，以及农村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不仅展现了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也传递了农民的情感和价值观。正是这样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乡土气息才使得他的作品能够广为传播。
　　赵树理笔下的乡土世界不是牧歌式的田园想象。《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的裹脚布、《李有才板话》里阎家山的土窑洞，这些充满泥土气息的细节构建起真实的乡村图景。赵树理深谙民间文艺的密码，将鼓书、快板、地方戏等传统艺术形式熔铸进小说创作。《灵泉洞》采用评书体叙事，《三里湾》融入板话结构，这种创造性转化不仅让农民读者倍感亲切，更构建起民间文化现代转型的独特路径。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时代课题，赵树理的实践启示我们：文化传承不是标本制作，而是要在当代语境中激活传统基因。这种对乡土的真实观察，启示当代创作者需摒弃浮夸想象，以“回乡”“回家”的姿态深入农村，捕捉其复杂性与生命力。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赵树理对农村问题的观察（如基层治理、文化改造）仍能为我们提供历史镜鉴。赵树理的创作根植于山西地域文化，融合民间艺术形式（如评书、快板），展现了本土文化的主体性。这对全球化语境下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文化话语体系极具参考价值。构建中国特色文化话语体系，需要以本土文化为根基，提炼民间话语的现代性表达：挖掘地方性知识，通过田野调查与浸润式体验，捕捉方言、节庆、技艺等文化符号，形成具有辨识度的文化标识。例如，赵树理对晋南民俗的细致描写，如婚丧嫁娶、农事劳作，不仅记录了乡村生活，更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重构传统艺术形式，借鉴民间曲艺（如快板、评书）的结构与节奏，将传统叙事方式融入现代创作，平衡通俗性与艺术性，避免“土得掉渣”的简单模仿，而是通过提炼与升华，使乡土语言既贴近大众又具备审美价值，汪曾祺就曾评价其语言“既通俗又典雅”。

为民理念：人民文艺的永恒坐标

　　赵树理的创作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读者意识”。在《李有才板话》开篇，他直言要“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在1949年至1965年北京工作期间，他有一半多的时间生活在农村。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熟悉农村、心系农村，又时刻牵挂农民日常生活的工作作风，是“文艺为大众服务”的基本要求。
　　赵树理明确提出“问题小说”的写作理念，如《地板》纠正土地劳动价值的错误观念，《福贵》关注破产农民的生存困境。他通过文学直接介入社会问题，强调“政治上起作用”，但这里的“政治”是根植于乡村实际需求的政治，而非教条化的政策图解。这种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核心的创作观，启示当代文学应避免无病呻吟，直面乡村振兴中的矛盾（如城乡差距、文化断裂）。赵树理不仅用笔书写乡村，更直接参与基层治理。他担任县委副书记时的工作笔记记录了农村实际问题，其调解方法被提炼为“赵树理调解工作法”，如区分“四理六象”当事人性格、采用“五先五后”调解步骤，将文学人物（如“常有理”“糊涂涂”）转化为化解纠纷的参照模板。这种“用土办法解决土事情”的实践智慧，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文化资源。
　　在当下城市化进程中，一些群体的生存状态，亟须赵树理式的“俯身倾听”，强化问题意识与社会责任感。赵树理的创作实践证明，文化为大众服务的核心在于“以民为本”——用大众的语言书写大众的故事，以大众的需求引导创作方向，并通过文学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在当代，面对文化工业与消费主义的冲击，赵树理的理念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大众化不是迎合低级趣味，而是扎根民间、服务民生，让文化成为照亮大众生活的火炬。

时代气息：历史进程的文学见证

　　赵树理的创作实践所展现出的思考，根植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的农村社会实际，同时将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新锐思想，以及农村社会结构由此发生巨变的时代特征融入小说的内容创作中。从抗日根据地到农业合作化运动，赵树理的创作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李家庄的变迁》记录着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三里湾》描绘合作化中的观念冲突，这些作品构成了解读中国农村变革的文学编年史。
　　在民族形式与现代意识的融合中，赵树理开辟了独特的现代性路径。《小二黑结婚》将自由恋爱与传统说唱形式结合，《“锻炼锻炼”》用民间幽默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这种创作智慧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当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张力日益凸显，赵树理的实践启示我们：真正的现代性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而是立足本土的文化创造。他的创作证明了文艺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为当代文艺如何服务于时代主题提供了历史经验。
　　赵树理的创作实践证明，文化反映时代变革的核心在于“真实”与“介入”——真实记录社会转型的阵痛，介入民生问题的解决。创作实践需要扎根现实土壤，捕捉时代核心命题，需要敏锐捕捉社会转型期的核心矛盾，将艺术表达与时代需求紧密结合。同时，借助民间艺术形式与地方语言，降低接受门槛，才能增强文化作品的传播力。赵树理的成功表明，只有以大众熟悉的语言和形式为载体，文化作品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其作品既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为后世提供了捕捉时代问题的创作范式。在当下，面对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新命题，创作实践者仍需继承赵树理的精神：扎根泥土、直面矛盾，让文学成为照亮时代前行的火炬。

陈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