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不仅是一部哲学与伦理的宝典，更是一部关于读书治学的指南。孔子及其弟子在书中三十余次论及读书之道，从治学目的到修身方法，从学习态度到实践路径，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读书观。这些思想历经千年，至今仍为世人提供着深刻的智慧启迪。
　　孔子将“明道”视为读书的最高境界。《论语·里仁》中，他慨叹：“朝闻道，夕死可矣。”此处的“道”，既是宇宙运行的规律，也是人间至善的真理。在孔子眼中，读书人应以追求真理为志业，甚至愿以生命换取对“道”的领悟。他进一步强调：“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真正的学者，当超越物质享受，将精神追求置于首位。这一理念在孔门弟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仍不改其乐，被孔子赞为“贤哉”，正是因其以“明道”为志，不为外物所困。读书若以明道为旨，便如航海者仰望北极，纵有风浪亦不至迷失方向。
　　孔子主张“为己之学”，强调读书需以修身为本。《论语·述而》中，他自述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在孔子看来，学问若不能转化为道德修养，不过是空中楼阁。他批判当时“今之学者为人”的风气，反对将学问作为炫耀的资本。
　　子路的故事为这一思想作出生动的注脚。初入孔门时，子路尚武轻文，常佩剑显勇。孔子以“六言六蔽”教诲之，指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使子路领悟到学问需内化于心。后子路成为政坛能臣，临难时“结缨而死”，以行动践行了“见危授命”的儒家精神，这正是读书修身的终极体现。
　　孔子将治学境界分为三重：“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知学为基，重在认知；好学为进，贵在坚持；乐学为巅，臻于化境。
　　“好学”的标准在《论语》中尤为具体。孔子提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颜回“终日不违如愚”，实则“于吾言无所不说”；子贡“闻一知二”，仍勤勉“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能”。而“乐学”者如孔子本人，读《易》“韦编三绝”，抚琴“三月不知肉味”，真正达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境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孔子此语阐明了读与思的辩证关系。子夏“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治学方法，正是对这一理念的发展。明代王阳明龙场悟道，正是通过“格竹”实践，将书中之理与现实之思结合，终创心学。
　　“学而时习之”的“习”，更强调实践维度。孔子周游列国，绝非纸上谈兵：在卫击磬明志，于陈绝粮弦歌，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这种“习”不仅是温故，更是将学问付诸实践的勇气。
　　孔子提出“绝四”之戒——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成为读书人扫除认知障碍的利剑。朱熹注《论语》时，特别强调“四者相因，意必固我，如锁链相缠”，指出主观臆断的危害。清代考据学家戴震幼时读《大学章句》，质疑朱注“亲民”当作“新民”，正是破除“固”“我”之见的典范
　　孔子倡导“三人行必有我师”，将学习场域从书卷拓展至人间。《论语》记载，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以孩童项橐为师，问礼于老子，这些皆体现其“择善而从”的胸怀。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这种师生问答，是“见贤思齐”的生动实践。
　　纵观孔子读书之道，其核心在于以道为魂、以德为骨、以思为脉、以行为血。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世人常陷于“浅阅读”与“功利性学习”的泥淖，重拾孔子的读书智慧，或可为我们指明方向：真正的学问，终要归于明道济世，成己达人。

□刘明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