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版权意识如破土新芽，在文化的沃土里悄然萌发。彼时，文人墨客习惯在自己的作品中署上个人或学派创始人的姓名，宣告创作主权。不过，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学术观点要为人所知困难重重，主要依靠讲诵，或者费力地抄刻在竹片上，广泛的传播反而能帮助作者提升影响力，所以人们对盗版基本持欢迎态度。西晋文人左思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完成《三都赋》后，一时间洛阳纸贵，虽然这一现象明显侵犯了他的著作权，但左思却认为这是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
　　到了唐代，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术，书籍制造成本大幅降低。宋代印刷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出版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由此而生的盗版问题也日益严重。南宋理学家朱熹自印自售的《论孟精义》就惨遭盗版毒手。朱熹对此痛心疾首，在《伊洛渊源录》中气愤地写道：“编集未成而后生传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那种无奈与愤懑，透过文字，都能穿越千年，让人感同身受。
　　面对盗版的肆虐，作者和出版商家开始绞尽脑汁保护自己的权益。有人选择提前镌刻作品，进呈副本给官府备案，给自己的作品打造一把“官方认可”的安全锁，以便在产生纠纷时有据可依。同时，出版商会也在书籍尾页或目录结尾处，标注一种早期的版权声明——“牌记”，也叫“书牌”“木记”，其中包含了作者、出版者、出版商的坊号和地址等重要信息。
　　明朝时期的冯梦龙，是最注重版权意识的文人代表。在他的所有小说作品中，尤其是像《东周列国志》《两汉志传》这类历史演义，只要引用内容能查出具体作者，他必然会事先以“某某先生有诗赞云”“某某有诗讽某事”这样的方式注明。而对于那些出处难以考证的内容，他就会用“有诗为证”“史臣有诗赞云”来代替，绝不将不属于自己的一字一句据为己有，对版权的敬畏之心和严谨态度，堪称后世学习楷模。
　　另有文人俞羡章，为了防止自己的书籍《唐类函》被盗版，在该书还未发行出售前，就上演了一出“苦肉计”。他先到当地官府报案，谎称书在运送途中遭人抢劫。这一招可谓是一箭双雕，既借助官府的力量震慑了那些意欲盗印的书商，又巧妙地借“舆论”宣传了自己的新著，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而古代反盗版最成功的作家，非明末清初的李渔莫属。他曾在《闲情偶寄》中愤怒地写道：“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李渔是当时的畅销书作家，其作品一经问世，盗印者便开始大量翻印，更有不良书商拿无名书稿冒充他的名字谋取暴利。李渔决心与盗版者“决一死战”。他四处奔走搜集证据，向官府求援，同时举家从杭州搬往盗版猖獗的金陵，著名的“芥子园”书屋由此建成。在这里，他开始自己出版并售卖书籍，不仅装帧精美，还带有独特的“芥子园”标识，并且不断推出插图本、袖珍本等多种版本。这些精心制作的书籍，一般书商根本无法达到他的印刷效果，读者也很容易就能识别真伪，李渔也成为了古代反盗版的传奇人物。

□李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