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认知当中，“合”始终代表着一种美德、统一。《袁氏世范》称“兄弟义居，固世之美事”，高度评价合家的伦理典范意义。明末杨继盛在遗训中要求两个儿子，“当和好到老，不可各积私财”，也折射出了传统士人对家族凝聚的追求。
　　世代同居为人尊崇，而分爨异居常被视作一种不孝行为。尤其是亲在而分家的行为，更会遭到道德谴责。康熙年间山阴州《吴氏家规》严厉批评宠子娱妻、分居异爨、斤斤计较而“不复念亲之甘旨痛痒”的不孝子行为，并告诫子孙如有亲在而欲分家者，父母房长均有权责罚，若再犯就送官治罪。
　　古代律法不鼓励甚至会严惩亲在而分家的行为。《唐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者，徒二年。”明清时期，律法减轻了相应的惩罚力度。《大明律》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而且必须是父母告官，才会受刑。若父母同意分家，法律也是允许的。由此可见，亲在是约束分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分家似乎一直处在法律和道德的抑制之下。其实，家庭一旦成立，就决定了它终将破裂。正如“流长则派别，树大则枝分”的自然之理，分家本就是人之常情。有因家长无法理家而分家者，有因生活困难而分家者，有因妯娌不和而分家者，有因兄弟不和而分家者，有因姑嫂不和而分家者，有因父子不和而分家者，有因经济矛盾而分家者，有因勤惰不谐而分家者，有因应对灾祸而分家者。分家原因虽多，却也不外乎生活困难和家庭矛盾两种，后者似乎更为常见。对此，明代冯班《家戒》清醒地指出“兄弟不和，终身并做一处，有许多不便”。既然不和，不如分家单过，这从务实的角度揭示了分家的合理性。
　　比起分或合这种外在形式，古人更看重的是内心的情感。《袁氏世范》称“兄弟当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爱，虽异居异财，亦不害为孝义”。清初著名学者孙奇逢也认为“如心实不和，强为含忍，势必至积怒深怨，决裂不可收拾。居同而心异，何如居异而心同”。人类学家麻国庆也指出在中国的分家制度中，作为经济单元的家虽然分裂，但文化意义上的家始终血脉相连。分家既避免了大家族僵化带来的内耗，又维系着家族共同体的向心力。分是出于现实生活需要，而合却是一种价值理念。
　　中国家庭的财产继承与分割遵循诸子均分的原则，这与注重宗嗣延续的精神相契合。顾名思义，诸子均分就是将家产完全平均分配给各个儿子。晚明江阴李应升在《诫子书》中告诫子孙要均分财产，“不多取一亩一粒”。但在有些时候，也存在不均分的情况。例如，民国时期福建浦城“俗尚重视长子”，分产时会单独抽出十分之一的产业给长子长孙，名曰“守泽”。传统社会提倡重人伦、轻物利，推产、让产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值得注意的是，父母也能分得一份产业，作为养老之用，子孙不得擅自取用。家中未嫁女子，也能留得一份妆奁之资。这种制度设计巧妙联结着代际间的情感。
　　分家仪式中，舅舅常担任调解纠纷、主持分财、监督协议的角色，以使分家过程更具权威性、合法性。家产肥瘦搭配，分为若干股，再通过原始的抓阄方式决定各股的家产归属。分产后，空口无凭，订立分家文书，参与签押者涵盖了族长、姻亲、中人等多元主体。这类分家文书不仅是产权的凭证，更是中国家族关系的物质化呈现，从而形成法律效力与道德约束的双重保障。
　　分家是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制度，也是家庭再生产的主要方式。但是，家庭的分裂不是亲情的疏远，而是家族生命的新起点。分家也绝不仅是财产的分割，而是家族的延续和拓展。大家庭与小家庭的不断整合，折射出了中国家庭的韧性，也彰显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