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情萌动，正是植树的好时节。其实在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有改善和保护树木的描写，不仅反映了古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也是为官要旨的缩影。
　　中国历代都重视植树，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植桑树果”的文字。到了西周，设“虞人”掌理山泽苑囿，就是林政官员；管仲相齐时，其牧民之策强调“一年之计莫如种谷、十年之计莫如种树”，对民生及防灾有显著的功效。在《诗经·甘棠》中也有这样的记述，“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公所说”。
　　不难看出，古人早已从植树中悟出了为官的要旨：为官之道，道在亲民；为官之要，要在为民；为官之责，责在利民。
　　为官之道，道在亲民。得民心者得天下，踏踏实实在“亲民”上用力，造福一方百姓，才能赢得民心。
　　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说服当地百姓对荒山进行绿化，并亲自到城郊和百姓一起栽树种花。他在诗中写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有购花者，不限桃李梅。”在他的倡导与带领下，忠州境内的百姓也争相栽树种花，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让穷山秃岭焕发了新面貌，这一亲民举动让他广受当地百姓拥戴。
　　为官之要，要在为民。惟有常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谦卑之心和“万家忧乐到心头”的爱民之情，并把“绝知此事要躬行”体现在时时处处事事，才能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许。
　　为建立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时刻惦记着蜀国的江山社稷、国计民生，在病危时给后主刘禅的遗书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他把自己栽种八百株桑树作为子女生活费的来源，为子女生活作长久安排。一代名相，两袖清风，死后唯一留给子孙的，是自己亲手栽种的桑树，他躬身为民的作风被传颂至今。
　　为官之责，责在利民。历史上为人称道的好官，不仅为政清廉，而且秉持“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的治理之道，让百姓能够“蕃生而安性”。
　　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的六百多里沿途种柳二十六万株，人称“左公柳”，至今仍起着巩固路基、防风固沙的作用，一直造福着西北民众。清人杨昌溪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韦孝宽任雍州刺史期间，发现境内官道上的里程碑都是用泥土堆成的，虽然易于辨识，但因为风吹日晒、雨水冲刷等因素，容易损坏，需要定期维护，不但增加了国家开支，也加重了百姓劳役。经过多次调研，韦孝宽发现可以用树木取代土台，作为里程标志。因为，树木栽种下去，既不需要日常维护，还能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朝廷得知后，令全国诸州官道每隔一里种植一树，每十里种三棵，百里则种五棵，从而一举变革了官道里程碑制度。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官员，他不为一己之私，造福桑梓，主动作为、为官善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每一个后来者学习借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想做百姓夸奖的好官，就应时刻将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常做雪中送炭之事，为民而不扰民、做事而不作秀，既“有形”又“入心”。

□靳小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