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雄兵出击》剧照

　　2025年，适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作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战争不仅筑牢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屏障，更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近70年的影像书写中，抗美援朝电影以历史自觉与艺术担当，在中国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亿万中国人的“记忆之所”。从早期的《上甘岭》《英雄儿女》，到近年来的《金刚川》《长津湖》系列和《志愿军》系列，抗美援朝电影始终在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间架桥，完成了对战争、英雄与家国内涵的持续重构，成为熔铸民族精神、凝聚时代共识的文化基因，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三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创作阶段。

1950年至1970年——
着重书写英雄主义

　　1953年，历经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情感空前高涨。新中国为电影工业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使得电影成为缅怀英雄、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一批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主题的电影相继问世，如《上甘岭》《三八线上》《英雄儿女》《碧海红波》等。这些作品通过集体化的历史叙事，对宏大的战争记忆进行艺术呈现，以浪漫化、崇高化的手法书写英雄主义，着重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与献身精神。
　　1956年创作的首部全景式战争片《上甘岭》突破了传统战争片的纪实性局限，通过坑道内的生命坚守与战地外的家国抒情，既还原了战争的真实性，又完成了对集体主义精神的诗意升华。八连战士在缺水断粮的坑道中传递苹果的细节，成为“团结互助”精神的意象，连长张忠发率领众人坚守阵地24天的英勇事迹，触动了亿万观众的心灵；《英雄儿女》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笔触，塑造王成勇敢无畏的英雄形象，他手持爆破筒高呼“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场景，将个体牺牲升华为超越生命的精神符号，成为一代人关于“英雄”的形象启蒙；《铁道卫士》则聚焦抗美援朝铁路运输保卫战，以军事侦察与悬疑叙事结合，展现志愿军后勤战线的智勇与无畏。侦察科长高健识破敌军“声东击西”的炸桥阴谋，在临江桥排爆时带队潜入险区，打破敌人的计划，其冷静谋略与冒险精神是“有勇有谋”的英雄形象代表。
　　这一时期的作品，英雄人物多被赋予“高大、正义、勇敢”的品格，让“英雄生来就是英雄”，缺乏作为“人”所拥有的情感波动与成长轨迹，人物形象走向扁平化。反面角色则常被简单化处理，使得人物的善恶评判流于表面，削弱了艺术作品应有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1980年至2010年——
实现类型化突破

　　随着改革开放引发的经济转型与电影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在1980年后进入叙事范式调整期。尽管创作数量较前一阶段有所下降，却在类型化探索上取得突破，创作出一些类型意识鲜明、以满足观众审美期待为主的作品。
　　这一时期的创作革新更集中体现在英雄形象的主体性建构上，创作者开始聚焦个体的生命体验，在历史叙事中注入人性温度。《心灵深处》突破“英雄无瑕疵”的设定，通过主人公张森对牺牲战友的愧疚心理与情感压抑，揭示战争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创伤。《三八线上的女兵》则以女性军人的细腻视角，在硝烟弥漫的战地场景中编织亲情、友情与爱情的叙事线索。女护士为伤员哼唱摇篮曲的镜头，将英雄的精神境界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符号，在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温暖中，重构了英雄叙事的情感维度；以及《云水谣》中陈秋水在战地书信里对恋人的深情倾诉，《我的战争》中孙北川在炮火间隙为战友整理遗容的细节，意味着英雄不再是被符号化的革命象征，而是承载着亲情、友情、爱情的生命主体。

2020年至今——
凸显影像立体重构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在此背景下，抗美援朝电影迎来继1950年后的又一创作高潮。与早期作品相比，这类电影凭借更强的技术实力、更大的摄制规模和更契合当代审美的理念，展现出独特美学风貌，在票房上成绩斐然。《长津湖》以57.75亿元的票房登顶2021年中国影史票房冠军，续集《长津湖之水门桥》首周票房破25亿元，累计票房40.67亿元。《志愿军：雄兵出击》获得内地影史中秋档战争片票房第一，续集《志愿军：存亡之战》斩获2024年战争片内地票房冠军。这些票房成绩是历史叙事与现代审美融合的结果，也标志着该题材成功实现价值与市场“双轮驱动”的转变。其成功缘于民族记忆被唤醒，也得益于叙事与人物塑造的当代重构。
　　在叙事策略上，这些作品打破早期单一线性叙事模式，构建多视角、多维度的立体叙事框架。《金刚川》采用复调式叙事，借士兵、美军飞行员、高炮班的平行视角，对工兵连修桥战斗进行碎片化呈现，在展现战役全貌的同时，完成了对英雄群像的意义重塑；《长津湖》运用三线并行叙事，融合宏观战略决策、微观战斗体验和敌军视角，在冰原战场的视觉盛宴中体现战争的正义与残酷；《志愿军：雄兵出击》拓展全景叙事，搭建国内、战场、联合国三个叙事时空，全方位展现特殊时期国内外形势，呈现领导人决策、志愿军战斗及外交博弈全过程。
　　在人物塑造方面，这一时期作品持续挖掘英雄的主体意识和生命质感，通过小人物的成长经历谱写时代英雄的叙事策略，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立体，是个体话语叙述在新时代语境中的英雄主义书写。如《志愿军：雄兵出击》中报务员杨三弟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新兵，因亲眼看见战友牺牲的惨状后陷入自责，无法重返战场。在李默尹和刘秘书的关怀下，他全力克服心理恐惧、走出内心阴霾，从一名敏感胆怯的少年蜕变为顽强果敢的铁血战士。同时，这一时期的影片在人物设置上并未集中于讲述某一位战士的故事，而是采用群像的方式开展。例如，《金刚川》中塑造了沉稳老练的关磊、火爆执着的张飞、责任感极强的高福来，以及想要通过冲锋立功为战友拿回勋章的刘浩等形象。英雄形象的群体式呈现避免了过度个体化的解构，在生命叙事中实现了集体价值的当代重构。
　　抗美援朝电影的三个历史阶段，既是电影技术迭代的艺术显影，更是民族精神的时代镜像。在今天，这些作品仍然向“最可爱的人”表达最崇高的敬意，也依然在诉说着，那些为和平付出的牺牲从未被遗忘，那些关于勇气、尊严与人类命运的思考，将永远在银幕上回响。

王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