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琳临症医案实录》张光荣、赵尚华、张俊卿总主编
　　程发峰、王世荣主编
　　科学出版社
　　本套丛书由中国当代中医临床学家张子琳先生1970-1981年手写《记录医案》《零散医案》《病案分类》《常惭愧斋抄本》等汇总分类而成，分别为肺肾病篇、脾胃病篇、肝心病篇、妇儿病篇、外科病篇。内容分别按照疾病分章，章内有该疾病概述、典型病案、病案实录及小结。典型病案是选取该疾病典型医案辨证论治进行按语分析，病案实录则是张子琳的医案汇集。其中，“肺肾病篇”是对张子琳先生所留珍贵医案中的肺肾病部分进行的首次全面收集和整理。
　　在《张子琳临证医案》即将出版之际，张子琳先生的曾孙张文达先生邀请我为全套书写一篇序言，这着实令我有一点为难。张子琳先生是我的前辈，我只是一个中医后学，哪有后学给前辈的著作写序的道理？但是在阅读医案全文之后，不禁肃然起敬于张子琳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不由得欣然提笔，只为读者能够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这套不可不读的中医著作。
　　张子琳先生的父亲在清代就是一位名医，由此可知其医学渊源流长。张子琳先生幼承庭训，20岁时跟随父亲在医院见学，26岁时在家乡独立开馆，给乡亲们看病。张子琳先生精通《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这次即将出版的系列丛书中，他应用经方的例子更是随处可见，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子琳先生最喜欢的医学著作是《陈修园医学丛书》，其采用的很多治病措施都源于该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西省五台县创办联合诊所，张子琳先生首先响应五台县县长罗永康先生的号召，带头走上了集体行医之路。1957年，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宣告成立，已届花甲之年的张子琳先生应后任山西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罗永康先生的盛情邀请，来到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开始工作。在此期间，张子琳先生默默无闻，兢兢业业，踏实肯干，应用小方、简方治病，与中医大德的诊疗风格不谋而合。
　　时逢1970年之多事之秋，张子琳先生于当年十月份由山西省中医研究所返回家乡。临行前，当时山西省中医研究所的俞副院长勉励张子琳先生：在回家后，要像在工作单位一样，宝刀不老，治病救人，把每一个患者的诊疗过程，都详尽记录在案，以期为社会、为后学们留一笔财物。临行之间，俞副院长专门从单位调出十几本厚厚的病案稿纸，供张子琳先生退休之后记录医案时使用，这在当时可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现在的人也许可能难以想象，一张白纸在70年代会有多么珍贵。
　　张子琳先生将俞副院长的嘱托铭记在心，殚精竭虑，每一个看过患者的情况，不管是治愈的、没治愈的，都如实地记录在案。张子琳先生在诊疗之暇，还参阅各种医书、杂志，对认为有价值的条目就随手抄录下来，以备临床使用。不经意间的嘱托，十二年如一日的坚守，成就了今天《张子琳临证医案》的源头。
　　我和张子琳先生的缘分，其实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正受学苑出版社的委托主编《古今医案精粹选评》一书。在《古今医案精粹选评》一书的编辑过程中，我曾拜读和学习过《张子琳医疗经验选辑》，当时就获益匪浅。虽然我和张子琳先生未曾谋面，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曾经认真地学习过张子琳先生的医疗经验，内心也把自己算作张子琳先生的一名私淑弟子。
　　根据张光荣先生的回忆，张子琳先生在诊病时曾有过这么一段很有特色的对话。
　　患者坐在张子琳先生的跟前，说：“先生，你给我号脉吧！”张子琳先生说：“你先说吧！说完再给你号脉。你说到哪里，就给你治到哪里。”“先生不号脉吗？”他说：“望闻问切，号脉是最后的一道程序。”有的患者感觉到号脉十分神秘，就问：“先生，是不是通过号脉就能把病都诊断出来？”张子琳先生答说：“如果全能那样，还到医院化验、透视做什么？”
　　对于诊脉，张子琳先生在正常情况或病人的病情不太严重时，舍脉从症；而在病情严重时，则舍症从脉。正如《难经》上所说：“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中医讲究四诊合参，诊脉固然重要，但也只是四诊之一。张子琳先生不但讲究四诊合参，而且认可现代医学的各种检测，而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医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张子琳先生从小是在中医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在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工作的十数年时间内，逐渐地对西医知识有了相当程度的理解和掌握，做到了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即君子要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对具体问题的看法却可不必苟同于对方。
　　张子琳先生在诊病时，常常要问及化验、透视的结果。尤其是一些肾炎患者、肝炎患者，张子琳先生在开处方时一般都要参照化验单，并将其作为开方的依据。肾炎患者，小便化验单上通常有红细胞一项，处方中通常加凉血、止血药物。如果化验结果显示有蛋白的，则方剂加利湿药物，或补脾、肾药物。肝炎患者，黄疸指数高，则茵陈加倍；转氨酶高，则重用清热解毒药物。透视结果显示有肺结核症的，则以沙参、麦冬、百合等滋阴润肺药物为主。血糖偏高者，则加用麦冬、天冬、天花粉、葛根这些养阴生津药物。高血压患者，一定要加怀牛膝、生杜仲、桑寄生、生龙骨、生牡蛎等。
　　施今墨老医生开处方喜欢用“对药”，如柴胡、前胡，羌活、独活，桃仁、杏仁，枳壳、桔梗，芦根、苇根，吴茱萸、黄连，忍冬藤、忍冬花。张子琳先生给患者诊疗看病时，在案头也总放一本《施氏医案》。每逢遇到难以下手的患者时，张子琳先生也习惯于翻看此书，按图索骥，寻找对症下药且效果满意的处方。
　　张子琳先生虽然在语言上没明确地表示过，却在实际中也频频地在使用“对药”。翻看张子琳先生留存的众多医案，我们可以忽隐忽现发现很多“老四味”的痕迹。
　　张子琳先生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是行医于民间，直至晚年又被延请至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工作近十五年。现在回头来看，张子琳对于一些药物的应用似乎保留着一些民间特色，更加真切地反映了药物的本来面目。张子琳先生在应用这些民间行医特色时，得手应心，疗效显著，患者也益获良多。这也可以说是张子琳先生的行医特色之一。
　　这套《张子琳临证医案》最宝贵之处就是原案辑录，未加修饰，原汁原味地保存了张子琳先生的临床经验，是其一生医疗经验的结晶。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认真研读，把张子琳先生的这些特色应用于中医临床实践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张子琳医疗经验，才是真正珍贵的好东西。
　　“道之所存，虽千万人吾往矣！”张子琳先生医案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可供后来者学习、借鉴和施行。

北京中医药大学 彭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