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总爱用夸张的比喻：“那时候，全村老少爷们儿的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蹦出来啦！”
　　上世纪80年代末的电视时光，对于刚考上初中的我来说，就像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明明看着歪歪扭扭，却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当《东邪西毒》的武侠旋风刮进村里时，因为家里没电视，我像个局外人，直到某天听见王婶家闺女兴奋地喊：“妈！快看，东邪西毒里的‘邪’字，原来不是‘牙’字呀！”那天傍晚，我终于搞明白，电影名里的“邪”字根本不是小伙伴嘴里说的东“牙”西毒。
　　老张头从深圳带回来的黑白电视机，虽然只有12英寸，却在农耕时代的夜空下，投射出比拖拉机更耀眼的光斑。最初，老张头只是把电视摆在土炕上随便看，消息却像野火似的蔓延。傍晚的院子里很快排起长龙，自带板凳的、抱孩子的、拄拐杖的，活像庙会赶集。五分钱！随便看！最终老张被逼得挂出告示牌。至今记得第一次去蹭电视那晚，我负责把电视搬到院里。抱二十多斤的铁疙瘩在青石板上挪动，我差点被门槛绊个狗吃屎。我小心翼翼，学着电影里力拔千斤的架势，惊出一身冷汗，才把电视稳稳当当摆在院里的小木桌上。
　　真正的挑战来得毫无征兆——每到晚上八点，本该是精彩节目的时候，屏幕上总会突然蹦出密密麻麻的雪花点。这时候，全村老少爷们儿的眼神就齐刷刷瞄向房顶：那个用木头杆子支起来的“铁塔”，上面绑着三横一竖的铁丝，活像棵被拔了毛的圣诞树。转天线成了全村最热闹的“杂技表演”。“左转三圈，右转两圈！”楼下此起彼伏的喊声，让房顶上转天线的小伙子们累得直喘气。我表弟有次实在转不动了，索性坐在天线旁打起了盹，结果被下面的人发现，差点被骂得狗血淋头。最神奇的是张大爷，他凭着在田间地头积累的丰富经验，总能通过观察云层走向判断信号好坏，被我们尊称为“民间卫星专家”。
　　《霍元甲》的“精武精神”、《卞卡》里的异国风情、《五彩缤纷》里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都成了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最让我着迷的，是每到周末播放的《西游记》——虽然只有黑白画面，但看到孙悟空腾云驾雾时，我总觉得电视机里真的冒出了白烟。村里有个疯子王五，每次看到《东邪西毒》里黄药师喝酒，就非要拎着酒葫芦在院子里比划。有次喝多了，竟把老张头的电视机当成了“丹炉”，挥舞着锄头说要炼“长生不老药”。吓得老张头赶紧拔了电源，从此晚上十点就锁门。
　　当村里的赵婶家买回14英寸彩色电视机时，整个村子又一次炸了锅。据说她为了凑钱，卖掉了祖传的银镯子，还向信用社贷了款。搬电视那天，全村人都来围观，我挤在人群里数了半天，发现这铁盒子足足比老张头的大一圈！赵婶家因此成了“新时代暴发户”的代名词——姑娘们争相去她家借衣服穿，小伙子们都以在她家看电视为荣。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家里人才在多次研究下，买了台18英寸彩色电视机。搬回家的那天，母亲特意蒸了八大碗，父亲用红布把电视机罩得严严实实，说这是“镇宅之宝”。有次下大雨，我忘记关窗户，雨水顺着天线流到电视机上，母亲急得差点哭出来：“这可是家里最值钱的物件了！”有意思的是，集体观影的传统在我家依然保留着。每到周末，左邻右舍都会带着小板凳来蹭节目。张叔叔更是变本加厉，不仅帮忙割麦子，还学会了对电视节目进行“专业点评”：“这段打戏不够真实，应该像咱们村李三似的……”
　　在蹭电视的岁月里，我们村形成了独特的“江湖规矩”：必须先给电视机主人端碗热水，转天线时绝对不能骂人，看到精彩情节要自觉保持安静。最搞笑的是关于座位的分配——我们发明了“贡献值”评分系统：帮主人干家务加分，吵架闹事扣分，最终按积分排队。有一次因为积分相同，为了座位，王婶和李叔差点动武，最后靠抓阄解决的。
　　因为电视机，村里的天线进化史也是一部微型科技史。最初是木头杆子绑铁丝，后来换成了水泥杆，接着装上“旋转头”，最后居然用上了卫星接收器。记得有一次，我们村成了全县第一个能收到CCTV-5的村庄。体育老师老刘激动地半夜起来，把“中国体育”四个字用石灰水刷在村口大牌坊上。
　　如今每次回家，总会被老邻居们拉着回忆当年的看电视盛况，那些碎片化的记忆，在时光里发酵成独特的“电视的味道”：既有老式显像管特有的电子腥味，又混着院子里茉莉花的香气；既有争抢座位的汗臭味，又有爆米花甜蜜的焦香……就像老张头那台被遗弃的熊猫牌电视机，虽然屏幕早已泛黄，但那些在月光下追逐荧光的影子，永远定格在记忆的显像管里。
　　去年回老家，发现老张头的“移动电影院”早已变成废墟，房顶上的天线孤零零地指着天空。赵婶家的电视机还在，只是屏幕永远定格在《西游记》的片头曲。村口新装的“智慧乡村”大屏闪着蓝光，却再也没人围坐在一起叽叽喳喳。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不仅是电视剧，更是一个时代跳动的脉搏。当屏幕里的光影变成掌心的流量，或许最珍贵的，永远是那段踮着脚尖、屏住呼吸的集体记忆。就像二叔说的：“那时候的电视就像块磁铁，把全村人的魂都吸了过去。”而今闭上眼睛，仿佛仍能听见老张头喊的那声：“五分钱！随便看！”

□燕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