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中》张笑宇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中国的远古时代到清末，本书摘取了十个鲜为人知又影响深远的历史片段，希望向读者呈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被世界多元力量共同塑造之中国。本书视野宏大，视角独特，观点精奇，论述得当，并将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考古学等众多理论融会贯通，纵横上下五千年，为我们展示了许多曾被忽略又不得不叹为观止的历史画面。
　　张居正能够进行一条鞭法改革，乃至于大明王朝后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其实都跟两件事有关：第一，大航海时代的展开，明朝社会加入世界贸易大循环；第二，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形成的制造业中心吸引了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但是，全球化让世界变得如连通器一般：一处水位高则处处水位高，一处水位低则处处水位低。因为全球化繁荣而获得的收益，也会因为全球化的退潮而失去。
　　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有几个处在全球化关键环节上的帝国都出现了各种政治危机。例如，在全球白银循环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西班牙人，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自16世纪下半叶起，开始卷入各种地缘政治冲突。比如，原属哈布斯堡王朝的荷兰地区因为信奉新教，与虔诚的天主教徒西班牙皇帝腓力二世发生冲突。当地起义不绝，导致腓力二世的军费激增。从1571年到1580年，尽管王室收入因为西属美洲的铸币税增长了一倍（以西班牙货币单位计，五年财政收入从390万杜卡特增加到800万杜卡特），但由于战争花钱太多，国王还是不得不于1575年宣布破产。
　　荷兰信奉新教，西班牙信奉天主教，宗教战争本来就是一场敌方不死不休的矛盾。要命的是，荷兰人“海上马车夫”这个称号不是白叫的。在那个年代，这批船上人在航海家、商人、海军和海盗之间是可以自由切换身份的，所以“海上马车夫”也有獠牙。自西班牙与荷兰开战以来，荷兰人就利用航海优势对西班牙的航路进行了封锁。其中对东亚白银贸易影响最大的是对两个港口的封锁：一个是果阿，一个是马六甲。这两个港口恰好一个通往印度，一个通往中国，都是当时劳动力最廉价、产品最丰富的地方，因而也是白银最大的流向地。尽管这些战场远离欧洲和亚洲的文明中心，是毫无疑问的边缘地带，但是可不要小瞧这些航路贸易的重要性。当时东西洋之间贸易利润十分丰厚，到了一艘船的货物足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的程度。1628年，荷兰船长皮特·海因虏获了四艘西班牙大帆船，货物价值达到了惊人的1150万荷兰盾，五倍于卡特琳娜号的收获。此船的收入为荷兰军队提供了八个月的军费，让他们赢得了一场重要战争。
　　印度洋和西南太平洋不是唯一起火的地方，第二重打击来自日本幕府。17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亚的存在感其实很强，他们带来的白银和武器，引起了许多地方政权的兴趣，日本各地的大名也不例外。然而，当时日本主政的德川幕府对此感到十分紧张，害怕大名通过海外贸易积累巨量的财富和兵力，挑战幕府霸权。因此，从17世纪开始，日本幕府开始以传教为由，限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与日本展开贸易，此即著名的“锁国政策”。“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当时整个东亚的白银贸易。
　　而对于大明王朝来说，还存在着第三重打击，也就是经济规律本身的涨消。我们前面介绍过，东亚白银贸易的根本动因是中国的白银短缺。日本和美洲的白银开采当然缓解了这个问题，但是日本和欧洲商人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是做善事的，而是为了赚钱。在中国最缺乏白银的时代，最赚钱的生意还不是直接拿白银换瓷器和丝绸，而是直接拿白银换黄金。相对于白银在元代的大量流失，中国保留的黄金相对多一些，这就形成了一个套利空间：商人们把海外的白银运进中国，换成黄金，再到别的地方卖出去。
　　比如，隆庆二年（1568），中国的金银兑换比是1︰6，西班牙的金银兑换比则超过1︰12。也就是说，如果有办法从西班牙带白银到中国，换成黄金带回去，利润就能达到100%。但是，随着套利生意规模的扩大，大量白银涌入中国，高银价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到天启七年（1627）以后，中国的金银兑换比已经涨到1︰10到1︰13，而西班牙的比例则在1︰13到1︰15之间。套利空间缩小，白银流入中国的势头就衰减了。
　　在地缘政治和经济规律的双重打击下，东亚白银贸易的规模在17世纪上半叶开始大规模下跌。17世纪20年代，运往马尼拉的白银从23吨下降到18吨，到17世纪40年代则下降到10吨左右。
　　以上因素，使得大明王朝在张居正时代享受到的全球化红利不复存在了。大明王朝晚期，其金银兑换比上涨到了与西班牙接近的地步，这个数字不代表白银短缺得到了满足。因为白银循环的过程就像婚礼上的香槟塔一样，水必须先灌满上层的杯子，才会流向下层。
　　当外贸水流充足的时候，最先从外贸中挣到银子的一批人就是海盗与外贸商，其次是与他们打交道的国内商人，然后是受益于白银输入的政府机关，最后才是被减轻了束缚的老百姓。然而，当外贸的流水被从源头上关闭了，最先遭遇货币短缺的，反而是老百姓。崇祯十一年（1638），一千枚（一贯）铜钱能兑换0.9两银子，到清顺治三年（1646）就只能兑换0.17两了。
　　老百姓一银难求，然而一条鞭法的规定又是交税必须交白银。当年利民便民的措施，莫名其妙地给民众挖了坑。世间已无张居正。这一次没有位高者理顺治理过程中的细节，也没有百年一遇的改革家来给大明王朝续命了。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崇祯元年（1628），高迎祥反；三年（1630），张献忠反；四年（1631），李自成反。八年（1635），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老回回、过天星、九条龙等十三家首领会于荥阳，同年高迎祥攻破明中都凤阳。十四年（1641）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十七年（1644），张献忠破重庆、成都，李自成破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于景山。
　　辉煌灿烂的大明，号称全球“白银地窖”的大明，结局竟是如此惨淡。当然，白银循环连接的另外一个主角，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白银循环的衰落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收入下降。在16世纪的最后五年里，西班牙王室平均年收入2640万杜卡特，但是到1620年，腓力二世的儿子腓力三世在位的最后一年，王室年收入竟然萎缩到40万杜卡特，而当时与荷兰的战争仍在持续，每年要花费400万左右杜卡特。腓力四世即位后，王室在1625年宣布破产，两年后再度宣布破产。到这时，很多银行家已经完全不想把钱借给日不落帝国的国王了。
　　财政破产的直接结果就是司机因为没油，已经开不动车了。不仅荷兰这台车出了问题，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这两台后花园里的车也熄火了。17世纪40年代，以上两个地区先后发生叛乱，而为了扑灭家门口的灾难，国王不得不在1648年跟荷兰等其他交战国签订和约，八十年战争结束。战后，荷兰获得独立，瑞典获得大量赔偿金，法国获得大片领土，只有哈布斯堡王朝满盘皆输，从兴盛走向衰落。
　　从17世纪全球化退潮的角度看，白银循环的衰落竟使东西方两大帝国同时崩溃，而这两大帝国的精英对此又全无认知。无怪乎有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如果视野天生受到局限，不能跳出一国一社会之外，真正站在太空高度俯瞰地球，那么即便是再聪慧的头脑、再高级的政治家，所思所想也不过是南辕北辙，不可能真正直面一个社会存在的问题，并解决问题。
　　那场“脱钩”，所有人都是无意为之，所有人都是无心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