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　林文仁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法战争爆发后，“甲申易枢”事件随即成为晚清史上的重要拐点，代替恭亲王班子的醇亲王人马，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北洋、翁同为首的“帝党”实现了怎样的政治共生？派系政治魔咒下，甲午战争和戊戌维新仍有鲜为人知的一面，重审晚清历史最后关头，最高权力统治者的残酷博弈。
　　用“维新”二字作为光绪二十四年的历史标签，无疑是最恰当的。尽管这一年亦有租让权争夺战的风起云涌，但外交挫折的深化在整体历史观照中，却似更为维新提供了时代合理性。也正是自本年起，维新派真正取得在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上的位子，并成为未来二十年间游走于政治史主流与非主流间的关键力量。当然，对于习惯将维新派化约为“康有为”三个字的人，其历史印象诚然亦以这一年中所发生的一切最见深刻。
　　而经诡谲却常被人忽视的一场派系内部权力调整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工部主事康有为以标志着康系抬头的帝党新导师之姿，于颐和园仁寿殿奉召独对。同日召见的刑部主事张元济亦属清班出身，血统纯正，与康氏同批目见青光，亦比康门健将梁启超等屡试不第之孝廉中人更能营造气势。徐致靖当日推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时，特以“其才略足以肩艰巨”与“使之肩任艰大”等较余人更高一层之字眼加诸彼二人，而以“以备顾问”“筹划新政”相期许，多少或亦有此一想法。
　　现今有关当日德宗与康有为独对之记载，最详尽者莫如康氏自编年谱。撇开笔者对康氏记录中自陈有如“隆中对”羽扇纶巾、君臣促膝之从容样态持保留意见，就内容而言应属可信，亦符合此下帝党之施为。康氏于独对中力反前此言变者，只略变一端，而未筹及全体之弊，名之为“变事”；同时主张统筹全局而全变之，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方名“变法”。在此前提下，康氏提出开“制度局”，废八股而广设各式学校，并及译书、游学、派游历等事。尤其全力鼓舞德宗乾纲独断，多多擢用小臣，且主张搁下军机、总署，用京卿、御史等少壮官僚，分任内外诸差，则已无事不办；至于旧臣则且姑听之，但以德宗之权力意志加以镇服。
　　由康氏所构画之变法方向，其实不难看出其意图改变进而掌握权力结构之基本思路。作为变法之“参谋本部”的制度局，其承担统筹全局、改造制度法律重责之外，实等于创造一取代原有枢、译二署乃至内阁之新权力核心，透过其改定法律制度目标之实现，一一架空原有决策机制，达到权力重新分配之根本目的。当然，如此施为而不引致原有高层官僚之反弹势不可能，所以其配套措施一方面透过擢用中、下层官僚，创造彼等以支持新政而向上流动的机会，试图有效阻断高层官僚自下寻求串连奥援之可能盘算；另一方面，则釜底抽薪，即废八股取士之旧法，打击长期借此路径凝聚官僚体系伦理、垄断意识形态定义权以建构其合法地位的“旧人”们所坐拥之权力网络。同时借由京师大学堂以降之学校系统，将资源有效接收，以达变盘之宗旨。
　　尽管笔者认为康氏自编年谱中召对内容的记录问题不大，但康氏对德宗再现之方式，却可斟酌。或许德宗面对康氏大谈变法诸举时，确曾发“奈掣肘何”之叹，但这是否即如康氏及其门徒所认知或强调的“变法之难”在“上扼于西后”，值得商榷。事实上，当枢臣刚毅请以废八股之重大决策调整征询太后旨意，而德宗亦于五月初四日（6月22日）往颐和园请示后，上谕旋于五月初五日（6月23日）颁下，且未有“钦奉懿旨”之字样，似乎可说明慈禧当时不拟干涉之态度。其实，德宗在召对康有为时，即令真曾语意模糊地对康氏说出类似“奈掣肘何”之话语，其重点恐不在慈禧于变法有所扞格，而是对自身权力完整性的疑虑与无奈，这点康氏应该不会全无概念。但在康氏笔下，显然更倾向从一开始即将慈禧划为意识形态壁垒分明的另一方，这在论述或自我辩护上或许更为便给，却未必尽符其实。就此点而论，王照“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的说法有其道理。但王氏以戊戌帝后之决裂“纯为家务之争”，因此力主奉太后以变法，“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的说法又未免将派系之争看得太简单，而且其看待德宗的方式也委实过于纯情了。
　　笔者言此，非无因由，盖几于德宗召见康有为之此际，另一拨派系倾轧已然展开。先有荣禄于康氏入对时，借面圣谢恩之机会痛陈康氏“辩言乱政”；旋于康氏独对罢，军机入见之时，为安插康氏新职又有一番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