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
　　林文仁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辛酉政变”改变了晚清历史的走向，随之而来，军机处的汉族官僚日趋加深分裂为“南派”和“北派”，且势力此消彼长。在此背景下，两宫太后与恭亲王、醇亲王的关系也走向微妙，李鸿藻、沈桂芬、王文韶、张佩纶等汉大臣接连登场，共同织就一幅权力的画卷，大清的命运齿轮又将如何转动？以派系政治入手，开创性解读清朝覆灭的隐形原因，透视大变局之下晚清皇权与官僚政治的共生与博弈。
　　一种历史现象的成立，其原因往往是极其复杂的，此种现象若涉及人事问题，则更是如此。毋庸置疑地，恭王执政时期，对军机中南北派系的态度差异，是影响双方近二十年中斗争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恭王之亲南疏北，前此我们已由辛酉政变的渊源，经过同治初年几场政潮以及格局大定后，沈桂芬、李鸿藻二人在枢廷之上的政策配合程度，做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不过，在沈、李二人走稳军机后，恭王亲南疏北之倾向愈益明显，我们不应忽略一个重要的因素——沈桂芬个人的行事风格。
　　清士郭则澐在其《十朝诗乘》中，有收录出身左宗棠西征幕府的名士，与北派大将张佩纶同榜入翰林的吴观礼之诗作，吴诗向喜以隐喻方式表达对时政之意见，并月旦人物。在其诗作中，有《冢妇篇》《小姑篇》，即分述恭王及沈桂芬。其中《小姑篇》之写意，至今读来仍令人感较沈桂芬现存各传更深刻。其中有：
　　入门为幼妇，稽首歌姑恩。三日入厨下，诸姒为我言。家世守先业，田园甲幽燕。无端遘灾害，凋敝年复年。
　　此部分乃描述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家累受外力侵害之局，以此凸显沈助恭王之施政，不外以洋务为大者。
　　冢妇自明慧，懒慢思避喧。小姑育南士，于归家太原。稍知道途事，臧获交称贤。归宁侍阿母，中馈同周旋。
　　此段所隐之史事，已读本文前此部分者即可了解：前两句指恭王自同治四年以降所遇之处逆，次两句则点出沈桂芬早有为领袖南派做准备之实际举动及获擢山西巡抚之事。五六句则言沈晓外事，已非军机行走之后，早有留意，并以识见通达而为地方督抚如李鸿章等所推重，终而入军机核心，以事两宫，亦可想见。末两句文字尤有神。
　　初云佐筐锜，已乃操管键。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深潭不见底，柔蕤故为妍。
　　以上六句为全诗最为人所传诵者，前两句明沈桂芬已在军机举足轻重，至文祥下世后尤然。后四句则常被人引以见沈侍上之身段。善侍慈禧，实亦沈桂芬另一得意之要因。全诗颇长，后不再引。但郭则澐于诗后有一段按语，更见吴诗之旨：
　　恭邸当国久，春秋寖高，倚文定若左右手。文定厚貌深情，廉介自托，而大事难于匡正……
　　此语于沈桂芬之定位，可谓简赅。沈桂芬在枢垣所经营出之优势如此，除了持续扩张南派在实际决策上占有的比重外，也逐渐加重了李鸿藻与北派权力流失的恐慌。相较于沈桂芬能放下身段，李鸿藻亦有其历咸同两朝为穆宗授读的渊源，加以有为有法，帘眷之隆不致亚于沈氏，唯枢廷上皆为两宫倚重的干才，李鸿藻在其中之孤立难有突破，这便必须一方面创造有利条件，一方面等待时机。
　　就前者而言，与同光之交正是大红大紫时的荣禄深化私谊，是一代表。以荣禄其时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行走内廷，且尤为慈禧所欣赏，是一有利条件。紧要时刻共相唱和，必有其效。也在如此条件下，等待时机方有作用。这个时机，在光绪二年时到来。这年年初，自咸丰后期以来始终在直枢垣的文祥久病已近不起（五月下世），长久以来与宝鋆在恭王之下共居军机两满缺的局面面临调整。这便是时机了！三月，两宫指令由久在西北、近期方召回京为左都御史的景廉在军机及总署上学习行走，顶替文祥原缺。
　　景廉的入枢，固然权位可称相符，但在舆论间仍不能无讶异之感，毕竟景廉自咸丰九年后，即全在西北任事，直到光绪时方返京，以其条件，能迅速适应枢廷繁复之决策形态并进入状况否？诚不可不谓有所疑虑。然而，对促成其事者而言，景廉此一背景，正是绝佳条件。成其事者，实李鸿藻，助之者，可信为荣禄。
　　景廉与李鸿藻夙有渊源矣，彼二人为咸丰二年同科进士，且同在翰林院一段颇长的时间，甚且结盟为兄弟，非比一般年谊。对李鸿藻而言，景廉得入，将有助于缓解彼在军机上长久以来的孤立情况；再就另一方面看，正因景廉于京事了解不够深入，论及决策，必只有追随李之一途，别无佳择。这点，时人之论亦有及也，足见不是臆测。此外，李鸿藻也在此时期前后开始着意与少壮派翰詹科道好言事之所谓持清议者结合，以求广结奥援，作为对抗以沈桂芬为首的南派之基本势力。曾任日讲起居注官的恽毓鼎曾有如此的形容：
　　光绪初年，承穆庙中兴之后，西北以次戡定，海宇无事，想望太平。两宫励精图治，弥重视言路，……一时棱棱具风骨者，咸有以自见，……尤激昂，喜言事，号曰清流。而高阳李文正公当国，实为之魁。疏入，多报可，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鞶带夕褫，举朝为之震竦。
　　此段文字，概述了所谓“清流”之影响力上升的起始，而李鸿藻为其魁首之事实，亦古今共见。此一政治资本，随此后政局中人事的变化，终成为以李为首的北派之主流。
　　变化出现在光绪三年九月。九月十一日，李鸿藻本生母姚太夫人病故，李旋上疏乞俱服三年。有了同治五年那一回折腾的经验，两宫此次迅速地优诏许之，并依前例加恩赐祭赏银。李鸿藻的免直，使军机上再补一席汉臣成为当务之急。但此次人事之议，却至光绪四年二月初五日方有旨意，且是由去年十月甫自湖南巡抚内召，二月初二日方到京的王文韶入直。
　　王未经翰林之资历，而于四月又补礼部左侍郎，这便更与向例有所不侔。及至七月，在毫无相关资历的情形下，又兼在总理衙门行走，亟于接收李鸿藻资源之用心愈见切实。这便难怪时人对此皆有认王乃沈所援引，其目的在求厚植南派之势的看法。王之入枢，打破了南北两派近十数年来于决策核心各占一席的惯例，北派魁首不得已而免，却有此事，其用意更见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