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礼记》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古君子重之。”周代不仅强调娶妻须明媒正娶，还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个环节，这便是古代婚仪中的“六礼”。
　　“六礼”是古代婚礼的核心。纳采为“六礼”之首，即男家遣媒前往女家提亲，表达通婚之意。若对方应允，男家即备礼正式求婚。问名是男家询问女子的姓名与生辰，以便占卜吉凶。纳吉是在问名之后，男家前往家庙占卜，若得吉兆，便向女家报喜，议婚继续进行。纳征即男家向女家下聘礼，一般为钱币，故又称“纳币”。请期是男家通过占卜选定婚期，并征求女家意见。最后的亲迎则是新郎亲自前往女家迎娶新娘，标志着婚姻关系的最终确立。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婚仪中常以“雁”为礼，雁为候鸟，象征顺阴阳往来、长幼有序，寓意婚姻的和谐与秩序。
　　“六礼”虽然庄重，但程序繁琐，后世逐渐简化。宋代朱熹在《家礼》中将“六礼”简化为纳采、纳币、亲迎三礼。后世婚仪多依此三礼进行，如明代松江《徐氏家则》和清代浦江《郑氏规范》均强调“婚姻之礼具遵文公家礼”。尽管婚仪形式有所简化，但婚姻的确立过程仍可分为议婚、定婚、成婚三个阶段，体现了古人对婚姻的重视。
　　议婚时，古人常以含蓄方式表达结亲意愿。宋代有“相亲”之俗，男女双方在约定地点见面，男子若中意女子，便以金钗插于女子发间，称为“插簪”；若不中意，则赠彩缎两匹。清代流行由媒人带男子前往女家，女家暗中观察男子言行，女子若有意，便现身倒茶；若无意，则避而不见。蒙古族的议婚方式更为独特，媒人携哈达与酒前往女家，若女家同意婚事，则留下哈达；若不同意，则将喝完的酒重新添满，由媒人带回。古代还有比武招亲、抛绣球选婿等特殊方式，展现了议婚阶段的多样性与趣味性。
　　议婚后，互换庚帖成为重要环节。庚帖上写明双方生辰八字，用以占卜婚姻吉凶。古人极为重视属相八字的相生相克，认为八字不合的婚姻难以幸福。清代江西地区，若八字相合，双方会交换花簪与鞋样，寓意和谐美满。然而，八字不合也可能酿成悲剧。据《清稗类钞》记载，浙江一位秀才与亲戚之女相爱，但因二人年龄相差六岁，犯了“六冲之忌”，女家反对这桩婚事，最终导致殉情悲剧。尽管八字占卜带有封建色彩，但其背后反映了古人对婚姻和谐、家庭美满的追求。
　　订婚是婚姻关系确立的关键，其中订婚书与下聘礼尤为重要。唐代律法规定，若女方在立婚书或受聘财后悔婚，将受杖刑。明清时期的律法与家规对此亦有严格约束。麻城《鲍氏户规》规定，一女两聘或女方悔婚将受重罚。这些律法和礼俗的规范，既维护了婚姻的严肃性，又保障了社会的稳定。订婚时，常有“吃茶”“吃喜茶”的仪式，取吉祥、贺喜之意。
　　然而，婚姻论财的风气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先纳聘财而后婚成”，聘礼与嫁妆的厚薄往往成为婚姻成败的关键。唐代以后，重嫁妆现象愈发突出，许多女子为与科举士子成婚，不惜准备丰厚嫁妆，甚至出现“嫁女费用远高于娶妇”的情况。同时，也产生“贫女难嫁”和贫苦人家不愿养女的现象。对此，宜兴《何氏宗规》反对“好门面”观念。明人徐三重提倡“娶妇不望其陪嫁，嫁女不利其聘财”。
　　订婚后，男女择期成婚，成婚仪式热闹非凡。成婚当日，新郎率迎亲队伍前往女家，一路锣鼓喧天，人群簇拥，场面极为喜庆。新娘上车轿后，随夫婿前往婆家，行交拜礼，宴请宾客。汉代已有闹新房习俗，唐代婚仪更为隆重，增加了催妆、奏乐、撒帐等环节。明清时期，女家在亲迎前一日会派人至男家“铺床”。成婚次日清晨，新娘拜见公婆，谒家庙，此为“成妇”之礼。
　　从“六礼”到后世简化婚仪，古人通过一系列礼仪表现婚姻的庄重。这些礼仪不仅是对自然的敬畏、对人的尊重，更是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如今，中式婚礼受到新人追捧，传统婚仪再次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热爱。这种仪式感，正是中国人对婚姻与家庭的美好期许，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动体现。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