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翻阅《牧耘心田》是在去年国庆期间，当时由于时间仓促，囫囵之下便忽略了许多；过后重翻，又生出许多惊喜慨叹。
　　作者吴国荣在书中描述：“我的成长经过了两个天地，一个是民风淳朴的传统村落，一个是日新月异的千年古城。感谢时代，让我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成全了我对生活的深刻认识。”时随境迁，对于作者来说，不变的是，无论是在哪个天地，都能够随遇而安，牧心耕耘皆有收；无论是对哪个天地，都充满感恩热爱，不负如来不负卿。
　　《牧耘心田》中有多篇融情于景、融情于文的文章，如《远去的音符标韵》，文中的麦秸垛“是乡村千百年来的时令物象，是原野上风情生动的妙笔点染，是田野里娓娓动听的优雅乐章……形状各异的麦秸垛，体现着人间烟火。赶路之人，远远望见它，便知道已接近一个村庄。麦秸垛伟岸高大的造型，类似象征电气化的塔架、工业化的烟囱，在古老的乡村，它是农耕文明恒久的标志。”垛垛麦秸夜来香，袅袅炊烟旭日升，一幅中国传统乡村宁静安然、温暖恬静的画面便缓缓铺开……
　　在书中，“旱井”“字纸篓”“孜矻稼穑”“（精神）自留地”等等，这些接地气、有烟火气息、在普通话中似曾相识、但又几乎不见的方言终于落于纸面，文化断层在这一刻的弦续接上，不禁让人心生喜悦。这也是我想称作者为“先生”的原因之一，他是一位教书育人、文化赓续意义上的“先生”。
　　书房书架，几乎是文化人物理身份上的标配。正如作者在《书房散记》中的开篇所讲“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人生的一大乐事，莫过于把书房打造成自己心仪的样式，以此表明自己向往文化的态度”。文人的情怀大抵是相通的。经常自诩为“半个文化人”的我，也希望有自己的书架，以期通过外界的装扮来陈设自己是个文化人的虚荣假设，同时，更希望通过这些架上所陈书籍的品味以及书中的“圈点”，去塑造一种身体力行、潜移默化的“耕读传家”的文化。书籍之于读书人、之于耕读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把人生感悟都诉诸文字，把兴趣爱好发挥到应有的高度”，这是作者作为文化人，对修身齐家身体力行地实践、对耕读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
　　如果说坐在南墙根儿晒太阳的遗老是物理现实中的守村人，那么吴国荣先生便是文化赓续上的守村人。他在《守住乡村的烟火气》中，提到了村人甲乙丙丁，有些人我熟悉、有些人我耳闻过、有些人我不知道。“我出身农村，凭着坚定的毅力继承了乡贤的衣钵”，“在那片文化贫瘠的土地上播种着希望”。为乡门村户写福书联、为路桥修补求告四方、筹措缮葺“西杜大庙”、组织编撰《西杜村志》……这是他作为乡贤，对乡村的存续发展、对乡村文脉延续的尽心尽责。
　　正因为一个“贤”字，作者关于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物描写，就不能不从根源上去找，不妨认真阅读《我的母亲》一文。认真阅读之后，文中的某些片段，不禁使人鼻酸一溜；同时，也很是让人感慨作者人情体察之细腻深刻，但对情感的控制又很到位。这可能是身为作家应有的敏感深刻，但同时又要保持旁观者的冷峻克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鼓励人们去追求功名利禄，但在成功之上，还应顾及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人格、尊严和亲情……”这样的价值观，“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现实常常让”他“陷入无限的焦虑和痛苦之中”。“……我可以用平车拉上母亲……再陪她赶一趟集，买几个油糕，再吃一碗羊肉泡。”集，尚可赶；油糕，尚可买；羊肉泡，尚可吃，只是斯人远去，遗憾难补。“在天国的母亲，你放心，我一定替你表达我的心愿。”对于心愿表达的完成与否，这是留给读者的悬疑，当然，我也很是好奇。但是，通过《我的父亲》中的去甘肃庆阳追寻求证历史的过程叙述中，我想，答案或许已经不再重要。
　　同乡兄长吴鹏程在为作者新书所作的《序》中，在姓名后面加上了后缀——“先生”，“先生”之于文人，如“某老”之于有重大贡献的老人一样。我想，这是对教书育人的老师、对文化人、对乡贤的认可和褒奖。行文至此，我也想真诚地、发自内心地称呼作者吴国荣一声“先生”。

□吴俊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