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历史基因》梁晓声著 现代出版社
　　本书是广义的中国文化史纲要，为中国文化的千年历史“勾画了一个整体轮廓”，宏观地描述了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演变的历程，指出这也是以实践理性为特征的民族文化意识的积淀过程，为中国文化构建了庞大的文化帝国。从体系上讲，这是一部中国文化和文艺研究的宏观纵论；从结构上讲，又是一部古今中外的比较之学；从内容上讲，更是一部剖析文学与艺术发展的沉思录，引领我们徜徉于古代、近代、现代、国内、国外文化的思考之旅。在每个历史时期，作者都将历史背景和时代表现进行了客观描述，从中找出产生的历史必然，同时不断重新审视这种必然在整个人类长河中的作用。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三十几岁的已婚女性，一直将我们教到三年级，小学二年级时，我从同学口中知道了她的丈夫是区教育局的干部。在第一堂语文课上，她教导我们要“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实际上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小小年纪怎么就是个“翻身”的人了，也不明白“幸福”和“享福”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智商都差不多，但老师似乎没看出我们的困惑。
　　在后几堂课上，老师才解惑，她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我们过的将是很悲惨的生活，挨饿，受冻，全家没房子住，更不会幸运地成为小学生……
　　我回家后，问母亲：“新中国真的比从前的中国好吗？”
　　母亲大为吃惊。
　　我遂将老师的话学着说了一遍，母亲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那当然，不止好一星半点儿，你们老师说得对，你要永远记住！”
　　母亲的话我当然相信，从此有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幸福感觉。
　　后边的课文不是口号了，属于看图识字，如：
　　工人做工；农民种地。
　　马拉车；牛耕田。
　　前边一群羊；后边两条狗。
　　老爷爷乘凉；老奶奶喂鸡。
　　最有故事性的课文内容是——乌龟、牛、马、大雁和鹤共同拉一辆车，龟往河边爬，牛、马各向左右使劲，而大雁和鹤要将车带到天上去……
　　这篇课文的教化意图是鲜明的——目的相同，方向就必须一致。
　　以后几篇谜语性课文我们都很喜欢：
　　麻屋子，红帐子，里边住着个白胖子。
　　红口袋，绿口袋，有人怕，有人爱。
　　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
　　大家一分家，衣服就扯破。
　　谜语无须同学们猜，有配图。但同学们领略到了比喻的智慧，居然引起了多日互猜谜语的风气。
　　到一年级下学期，课文内容丰富多了——《狼和山羊》《狗、公鸡和狐狸》《狐狸和乌鸦》《狼来了》等课文，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同样教化意图鲜明，但《狼来了》给我们以较深的思想触动——因为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可能面临撒谎的诱因，有时确乎仅仅出于恶作剧心理。
　　到了二三年级，课文内容更加丰富，故事性也更强了，如《金银山》《猎人海力布》《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写给爷爷的信》；还有中国古代寓言与伊索寓言——“杯弓蛇影”“掩耳盗铃”“缘木求鱼”“风声鹤唳”“此地无银三百两”等成语典故，已每每被我们挂在嘴边了，我们真的渐渐被文化所“化”了。
　　如今回忆起来，我不禁产生这样的感慨——编成好的小学语文课本，非易事也，实乃功德无量。其不易在于，既要循着笔画由少到多、字义词义由浅到深的过程，又要考虑到古今中外之课文比例；既要纳入政治教化，又要兼顾基本品德熏陶；既要具有孩子们理应接受的道理，又要体现知识性、趣味性——得经过多少次比较、掂量、讨论才能确定呀！
　　从前的蒙学语文教材之编写倒相对省事些，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实际上《弟子规》非识字课本，而是少年道德操行守则；《千字文》也不是单纯的识字课本，具有叙史的特点；《三字经》的识字规律显然，其与自然常识、生活常识、文艺常识、历史常识及德育在先的宗旨组合，集大成而又广阔有序，比“上大人、孔乙己”那一种单纯以教字为主的课本，确有经典性——尽管站在现代来看，存错谬之处。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教材编写，是集体行为，不但须讨论、研究，还须审批，因而具有国家行为的特点。现在，全世界的教材基本都是国家行为的产物了，像《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那种个人编写的教材，几乎可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我觉得，喜欢学中文的外国人，都应当读读《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对于了解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国人的人性观，了解中国人的道德理论，如同扼要的说明书。
　　但我在文化上并不是尚古之人。
　　我小时候听母亲讲到过《三字经》，也只不过听她说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几句，后边的她背不出了。
　　我决定自己找来看，是2002年我调到北京语言大学以后的事。那时“北语”全称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我自感对于本国传统文化所知甚少，心虚，于是自我补课。
　　正因为我在文化上并不尚古，回忆起来，觉得我小学至中学的语文课本，应该说也是编得很好的课本，绝不比民国时期的任何一种语文课本差。
　　让我的笔再收回来——1957年，八岁的我上小学一年级。
　　“除四害，讲卫生”给我留下过较深印象，每一次回忆，某些情形历历在目。
　　“扫盲”给我留下的记忆片段更深，因为母亲有一个时期每晚去上夜校。
　　“全民大炼钢铁”我也能谈出些记忆，是我将家里的一口裂底锅捐到收铁站去的，母亲知道后及时要了回来，她认为等修锅匠出现了锔一锔还能用。
　　但对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我毫无直接记忆。这是因为，我们那个区域住的基本上是建筑工人、各处货场的搬运工人、砖厂工人、公私合营前后某些小加工厂的工人以及拉脚的、摆摊的、开小杂货铺的形形色色个体劳动者之家。这些人家少有订报的，在1957年，没听说谁家有了收音机。所以，尽管北京电闪雷鸣，在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市，在我们那个区域，平静如常，若无其事。
　　黑龙江省在以后的几年里，从工农业生产到教育、文化文艺事业，却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可以“黄金岁月”言之。
　　锅炉厂、电机厂、汽轮机厂——“三大动力”工厂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开始兴建了，那是国家级的工业项目。在市内，列车车辆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拖拉机制造厂等代表当时国家先进工业水平的工厂，先后投产。亚麻厂和化工研究所、化工厂也在快马加鞭地筹建之中。亚麻厂生产的亚麻布，主要是为配合军备生产，非为民用；生产坦克的“哈一机”也将在哈尔滨落户。
　　在农业方面，“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上出现了几十个较大的农场，第一批十万转业官兵已在“北大荒”进行垦荒，并于次年收获了粮食。
　　煤、木材源源不断地从黑龙江省运往全国各地，保障着其他省的需求。
　　在教育方面，短短的几年里，“哈工大”“哈军工”两所后来的全国名校相继扩建并落成；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黑龙江商学院等省重点大学也已进入了教学稳定期——当年东北林业大学的首任校长是七级高干，与省领导同级，在全国亦属不多的现象，足见黑龙江省当年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农业的发展保障了人们不饿肚子；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岗位——又于是，人们对文化、文艺的要求迫切了。
　　哈尔滨便有了工人文化宫、青年宫、少年宫；不但市里有了，某些区也有了；市、区重点体育场馆、图书馆相继出现。
　　哈尔滨话剧院、哈尔滨歌剧院、黑龙江省京剧院、黑龙江省龙江剧院也都挂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