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犁》王蒙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王蒙来到伊犁，在伊宁市巴彦岱镇（原红旗人民公社）劳动。他吃住于农民家中，抡起坎土曼，学习维吾尔族语言，爱上奶茶泡馕……这六年的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新疆叙事”系列作品的宝贵源泉。写作于1983年至1984年间的《在伊犁》系列作品，正是以他的这段经历为背景。在这部作品中，王蒙有意回避了职业的文学技巧，通过散文化的日常生活叙事，塑造出让人哭笑不得的穆罕默德·阿麦德、野心勃勃的依斯麻尔、智慧老者穆敏老爹、热烈淳朴的爱弥拉姑娘等众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视角别致，意蕴丰富，成为其作品中一个独特而精湛的存在。
　　一九六五年四月，我到达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的毛拉圩孜公社劳动锻炼，分配到三大队第五生产队。先是在队部附近干活，一个月以后，第一次去离住地四公里以外的伊犁河沿小庄子附近锄玉米。八点来钟出发，走到庄子，都快九点了，只见几个社员还坐在渠埂上说闲话，抽莫合烟。我由于诚惶诚恐，劳动上不敢怠慢，便问了一句：“还没上工吗？”问完了才意识到，这里在场的是百分之百的维吾尔人，我的汉话没有人听得懂，问也白问。
　　但是马上从人群里站起一位机灵的小伙子，他身材适中，留着大分头，头发卷曲，眉浓目秀，目光流动活泼、忽暗忽亮，胡须茬子虽密却刮得很干净，上身穿一件翻领青年服，下身一件黄条绒的俄式短腰宽脚裤，神态俊雅，只是肤色似乎比这儿的一般社员还要黑一些。他用流利但仍然带有一种怪味儿的汉语对我说：“同志，你好。你是新来的社教干部吧？我们正在学习讨论《纪念白求恩》呢，来，坐下吧。”
　　我解释说，我不是社教干部，而是来劳动锻炼、改变思想的。他睁大了眼睛，把我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打量了几遍，突然一转头，哈哈大笑起来。
　　他笑的样子非常粗俗丑陋，与刚才问“你好”的文明样子颇不相称。我知道，在新疆，即使懂汉语的乡下人，见面问候时也是用“好着呢吗？”而不会说“你好”的。会问“你好”那是见过相当场面的标志。
　　笑完了，他指一指渠埂，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坐下，休息。”然后，他与同伴们继续说笑。他说话非常快，一套一套，表情也很夸张，好像在模仿着什么人。但是在这样的说笑中，他也时时照顾着我的存在，一会儿用简单的话语向我介绍他们谈话的内容；一会儿又问问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婚姻状况、家庭成员、简历，我很佩服他的一心二用的本领。
　　这时又来了几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女社员，坐在对面的一条渠埂上，不是正对男社员而是拉开十几米的距离，以示男女有别。他噌地站了起来，跑到女社员那边去，马上，那边传来了活跃的说笑声。
　　太阳烤得我已经满头是汗了，我已经怀疑这一天还干不干活了，一位留着圆圆的白胡子的组长才下令下地。干活的时候那个伶俐的小伙子主动和我结伴，不停地和我扯着闲话，不断地嘱咐我“忙啥，慢慢的，慢慢的”。对我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艺上的问题，他一概置之不理，同时热情地向我嘘寒问暖，向我介绍在这里生活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我叫穆罕默德·阿麦德，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好了。”
　　直到快收工的时候，我才直腰四处看了看，我发现，穆罕默德·阿麦德干的活比我还少。我是一个人锄四垄地，他一个人只锄两垄，但前进的速度一样。他锄漏的生地、野草，也绝不比我少。再一看，我确实吓了一跳，原来他拿着的是一柄那么小的坎土曼，别说是男人，就是未成年的女孩儿用的坎土曼，一般也比他的大。
　　他一边“干活”，一边说笑，肆无忌惮，最后还唱起歌来了，有滋有味，有腔有板，他的嗓子可真不错。
　　后来不知谁笑着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突然生起气来了，立在那里，噘着嘴像个孩子，不声不响也不干活。过了足足两分钟他对我说：“这人是不好人，这人人不是。”他停了一下，调整了盛怒中弄乱了的语法，告诉我说：“这些人不是人。”
　　午饭时候，他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他家里去。本来庄子的住房水平低于队部附近的住房，他住的那个歪歪扭扭的用烂树条编在一起抹上泥就算墙的烂房，更可以说是倒数第一。
　　他的父母都已老迈，两个小妹年龄很小，这四个人穿的都是破衣烂裳，只有他一个人穿得囫囵、整洁，还颇有式样。泥房外面是烂柴草搭的一个凉棚，凉棚下面砌起一个土台，土台上铺着一块布满烂洞、裂纹、粘成一绺绺的破羊毛毡子，毡子上放着一个四角包上铁皮仍然松松垮垮的炕桌，土台边连着锅灶，老太太正把一大把一大把发了霉的麦秸填到灶里，烟大火小，烧开那一大铁锅水显然是很难的。
　　我遵照礼仪向坐在室外土台上的二位老人问好。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父亲向我还礼和问候的时候，胸腔里发出一种奇怪的沙沙声，而且结结巴巴，口齿不清。他母亲正在害眼，红红的两只眼睛眼泪花花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却不耐烦地催我进屋，屋里摆设稍稍好一点，有半新的花毡，有条案，条案上有挑花桌布与大小瓷碗，还有一排维吾尔文旧文字的精装厚书，这是不多见的。墙角有镶着黄色条饰的木箱，墙上还有一张不大的镜框，奇怪的是镜框里摆着的全都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一个人的照片，有穿俄式多扣学生装的，很天真可爱，还有一张穿西服的，拙劣地涂上了颜色，照得却走了形。墙上除了挂着面罗、和面的木盆、两把未编完的糜秸扫把以外，还有一个大肚的庞然大物——那是一种乐器，叫作都塔尔，我在来伊犁以前已经去过吐鲁番和南疆，我是见识过的。
　　屋里空气潮湿憋闷，我其实宁愿出去到土台上坐，但是他正在认真地张罗着。先是在我面前铺上了饭单，然后打开黄条木箱，拿出两个小碟，一个碟里放着方块糖和葡萄干，一个碟里放着小馕与小饼干。然后，他从室外拿来一个搪瓷高桩茶壶，从案上取下两个小碗，给我和他自己各倒了一碗茶：“请，请，请……”他平摊着向我伸手，极为彬彬有礼。从茶色的淡薄上，我又一次体会到这一家人经济上的拮据。
　　茶虽淡，方块糖、葡萄干种种看来也是历史悠久，但他的招待却是一丝不苟，我也就非常感激地端起茶来啜饮，饮着饮着忽然想起了他的父母，维吾尔人是最讲敬老的，岂有把老人丢在室外之理。我眼睛看着门口要说话，他已明白，皱着眉对我说：“他们不喝茶，喝开水。”稍待，他又解释说：“在南疆，没有几户人家喝得起茶。”
　　喝了几口，这道程序结束，他拿起一个小碗出去了，一去好大一会儿也不回来，使我坐也不是走也不是。最后他拿着空碗气冲冲地进来了，他生气地说：“你是北京来的客人，我却要不来一碗奶皮子。这儿的人，太不好了，在我们南疆，一家做好吃的，一定把周围所有的人叫来。”
　　没有奶皮子，做不成奶茶，但还是一起喝了咸茶，并且吃的是白面馕。我本来中午是带了馕的，但那是包谷馕。在春天青黄不接的季节，中午是难得有白面馕吃的，看来，他已经全力对我进行规格最高的款待了。
　　从此，我结识了这位懂汉语的、殷勤亲切又有点神拉巴唧的年轻人。我那时初到维吾尔农村定居，言语不通，心情沉郁，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存在，使我感到了友谊的温暖。每逢到伊犁河边干活的时候，我就带上馕，到他家喝热茶，就是喝碗开水，也是暖的。我得知，他们全家是五年前从喀什噶尔老城步行半个月，从新源那边翻天山来到伊犁地区落户的。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好学，三年前考上了乌鲁木齐气象学校，但这个学校的食堂整天吃吐鲁番产的白高粱面，他吃不惯，加上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离了他日子没法过，他便退学回来了，回来后心情抑郁，整天胡打混闹。我也把我的大概情况介绍给他，他立即表示：“我听了心疼得很。”他的“很”字拉得很长，而且中间拐两个弯。后来，见我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他要说一次心疼，看我吃一次干包谷馕，他也要说一次心疼。有一次队里出义务工，到公社西面三公里远去修湟渠，中午回不来，周围又没有人家，只好就着西北风和泥沙吃硬馕，他又“心疼”起来，还掉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