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向荣的小说集《结婚照》作为山西省作协“新时代文学丛书”之一，收入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九部中短篇，窃以为，这是一种容易被忽略、误判的小说，之所以容易被忽略、误判，与我们的文学观念、文学定势不无关系，所以，有着加以言说的必要。
　　即以其中的中篇小说《结婚照》为典型个例吧。
　　这篇小说以阿秀与其丈夫刘勇在结婚二十多年后补办结婚证为由头，以阿秀回忆的视角，叙写了他们夫妇二十多年来婚前婚后的生活。小说的叙述平淡到了不能再平淡了：他们的结合，没有山盟海誓的热恋，也没有基于爱情而对婚姻阻力的激烈反抗，而是“在双方父母的约定下定了亲”；婚后呢，没有婚内常有的柴米油盐的忧虑、没有夫妻的口角争吵、没有写情爱婚姻生活中常常见到的审美疲劳，更没有婚外情的烦恼与冲突，丈夫刘勇在致富后，在其时流行着的陪伴致富后的朋友们于饭后出入欢场时，也没有移情别恋的绯闻与故事，更没有时下作品中常常写到的各式各样的第三者，等等。总之，几万字的小说，似乎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冲突，但在一种娓娓而谈的讲述中，却别有一番风韵滋味，诱惑着你一口气读下去，直至读完，才喘出一口气来，又忍不住去重新翻翻前面读过的文字，回味着心里的感觉。这样的小说，难免让那些习惯于从故事、情节、冲突中提炼主题及作品意义的评判者感到某种陌生。
　　这样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普通人平常的婚姻生活，没有波澜起伏，更没有惊涛骇浪，难免让某些评判者认为这小说缺乏深刻的社会性主题、厚重的时代性内涵，或者说，最高的评价也不过就是：小说体现了女性作者的温情的细腻之类，而这，又往往成为对女性作者的批评之词。
　　而我要加以言说的是，我们评判文学作品所沿用的标准，可能让我们对这样的小说失去准确的判断，并因之给以忽略。
　　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生命再次成为了全民性的社会现象，而日常生活则是普通个体生命的最重要的载体。放在这样的视野下考察，我们可能会对曹向荣的《结婚照》有一种新的重视与肯定吧？而曹向荣在这本集子里的《豁巴三宝》中，却一定要让再普通不过的三宝通过井底淘泥沙、河里舍身救母子这些超常性的非凡的行动，来体现普通人三宝身上不普通的价值所在，而不是在普通人的普通之中体现其我们所忽视的价值所在。还不仅仅止于此。婚姻与情爱的矛盾，一向是位居时代变迁前沿的敏感器、风向标。《结婚照》对婚姻情爱的描写，难免让某些评判者认为作品回避了当前婚姻情爱新矛盾的尖锐、复杂，从而让作品不具有现代性的沉重意蕴与深刻主题。在社会变革迫在眉睫的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当下的某一价值法则来批判在历史运行中失去合理性的旧有的价值法则，并且将二者揭示得越鲜明越深刻，就越能被我们所认可。《结婚照》中所描写的乡间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婚姻中的诗意情爱，也就往往会被视为是通过婚姻内情爱生活对传统美的忆念构成对现代性的回避或对抗。上述的误读误判，在中国现代文学界中，在一度对“爱的哲学”无力于对社会的现实性改造因而是小资的温情幻想的误判中，在一度用传统美对抗批判现代性弊端的误判中，曾一度盛行但最终走出了迷思。以此观之，我们或许对《结婚照》会有一种新的认识。作品不是以传统乡村的婚姻情爱之美来构成对现代社会婚姻情爱之美的呼唤与构建，而是以前者来观照现代社会的婚姻情爱形态，这一形态是在传统乡村的婚姻情爱之美朗照下的真实存在，存在于最普通之人的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并因此使尘俗具有了诗意。《结婚照》可能是凭借着女性的直觉直感，触及了这一命题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表现。
　　这一实现是与其表现形式密不可分的。读《结婚照》常常有读萧红《呼兰河传》的叙述句感。譬如作品写刘勇：“晚上，刘勇或早或晚回来。阿秀听到大门哐啷的响声、听到熟悉的脚步，那是刘勇回来了。刘勇从炎炎的烈日下回来了、从风中回来了、从秋天的雨地里回来了、从大冬天的雪地里回来了，一样带给阿秀温暖和惊喜。”读《结婚照》时时能够感到作品多次反复、重复地写刘勇的“笑”，这也让人不由得感到茹志鹃《百合花》中被茅盾所盛赞的多次写“馒头”写衣服上的“破洞”的细节描写。如果说，茹志鹃是通过这样的反复、重复描写，唤醒我们那被社会法则所麻木了的个体生命的爱的感觉，那么，《结婚照》则通过这反复、重复的“笑”试图告诉我们那被我们在时光磨损中所遗忘了的爱的所在。
　　近年来，在山西文学这片黄土地上，因为女性作家群体的形成，开始不断地盛开了鲜艳的五颜六色的个体生命之花，这可能是我们应该给以关注的。

傅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