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组织收藏者赵立平、王玉根搜集整理并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多卷本的《民国山西纸币》。该书全套5册，通过大量实物图片，全面系统展示出民国时期山西市场上流通的各种纸币。
　　山西区域曾是中国历史上金属铸币最早产生的区域。保德林遮峪一次出土商代铜贝109枚，堪称中国金属铸币之滥觞。之后，侯马晋国遗址一次出土东周铜贝币1600余枚。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区域由于宜农宜牧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多民族杂交相处的人文生态环境，其货币历史更表现出了别具一格的特点。先秦时期全国货币呈现以布币、刀币、圜钱、楚币为代表的四大货币体系。而前三类在山西区域均有发行流通。布币包括原始空首布、平肩空首布、耸肩空首布、斜肩空首布、桥足布、锐角布、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三孔布等。刀币包括折背刀、弧背刀、直身刀都有，明刀作为折背刀其量最大；此外，还有当时魏国使用的圆形圆孔圜钱。这些铸币始于春秋，盛行于战国，主要流通于三晋及周王畿附近。货币种类如此之多，内容如此之丰富，在全国各省中绝无仅有。
　　交子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是中华民族对世界货币史的重大贡献。山西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区域之一。宋“神宗熙宁初……，河东运铁钱劳费，公私苦之。二年，乃诏置交子务于潞州”。由此可知，至少1069年山西区域就已行用纸币。1978年，新绛县梁村发掘出土的金代“贞祐宝券”铜钞版，是国内发现的仅次于南宋“行在会子库”的早期纸币钞版。1986年在山西定襄一处山崖洞穴中发现元代纸币“至元通行宝钞”和“中统元宝交钞”。其中，中统元宝交钞是继陕西咸阳之后我国的第二次新发现。1974年，在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的钞发布告。这些都是纸币在山西区域行用的历史见证，由这些点滴的信息可以窥见山西货币历史演进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
　　清代民间钱帖是中国货币史上另一重要现象。从乾隆年间开始到清末，中国的货币体系中，除了作为政府法定的白银和制钱体系外，开始流通一种被称作票帖的纸质民间信用货币。这个民间经济生活中自然产生出来的钱帖，成为中国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估计其流通量占到总货币流通量的三分之一。大量史料证明，在此过程中山西商人扮演了引领、示范以及推广的角色。目前已发现的乾隆朝三块钱帖雕版，均源于山西境内。在全国已出版面世的各种清代钱帖（银票），山西省占绝大部分。道光十六年（1836年），辽宁盖县曾发生5户商家由于超发钱票，“辗转磨兑”，不能兑付，引发挤兑事件。其商家的牵头人就是山西商号的掌柜。由此引发全国就钱票问题的大讨论，其讨论中对此问题阐述最为全面的也是山西巡抚。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明清之际晋商的崛起，山西成为我国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山西商人经营的当铺在清代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商人还以其杰出的商业才能创办了印局、账局、票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人们因为当时极其落后的货币体系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现实，而创新出了民间钱帖这种独特的纸币形式。
　　民国时期山西纸币，与山西货币历史一脉相承。《民国山西纸币》全套书共收录1912年至1949年山西市场上流通的各种纸币3086种。全书分为五大部分，分别为国家银行在山西发行和流通的纸币、山西省地方官办银行发行的纸币、各县发行的纸币、各县典当行、账庄等商号发行的纸币和革命根据地发行的纸币。此外，还附有日伪政权在山西发行的纸币。涉及范围涵盖了山西全境105县。《民国山西纸币》，用大量真实的实物图片，以其鲜明的区域特色和典型代表性，对民国时期纸币市场流通状况进行了综合反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代巨变过程中纸币的地位和作用，为研究中国货币史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实证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
　　《民国山西纸币》如同一部蕴含丰富的货币历史画卷，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了这一时期，山西纸币流通所具有的突出特点：
　　多主体、多形式的纸币发行，刷新或创新了中国纸币流通史。民国时期，尽管政府承袭了清末对纸币采取一些管制措施，但市场纸币流通不论是发行主体，还是发行品种及其发行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纸币发行主体呈多元化之势，除了中央政府设立的国家银行外，还有如下几类：一是地方政府组建的各类银行、官银号，包括为数众多的官督商办的县银号；二是钱庄、当铺、票号、账局、银号等民营金融组织；三是商会和各类民间商业公会等社会团体组织；四是粮店、绸缎庄、布商、六陈行、木材铺等各色大小商号；五是700余个农村合作组织，等等。纸币的名目花样繁多，不胜枚举，比如：执照、凭帖、兑帖、上帖、拨兑帖、兑换券、流通券、救济券、支付券、金融券、合作券、信用券、仓库券、优待券、引换券等，此外还有军队发行的军票、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周行券、代价券、通行券、维持券、调剂券，等等。纸币的发行量，难以计数，全省发行流通的纸币品种仅根据本书所录图片统计，高达3086种。市场上流通的纸币更多，不仅有本省发行的，还有国家银行、外国银行、与本省相邻的其他省区发行的各种纸币，这些都构成了全省纸币蔚为壮观的流通景象。山西多种类发行纸币，在战乱频仍的当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资源不能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因此，抗战之前，山西生产一线没有过多受到晋钞统制的影响，也没有过多受到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的影响，相反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相对的政治安定和生活安逸。同时，支撑了山西近代工商业发展。由于山西宽松的纸币使用政策，激发了中小业主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抗战爆发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大量发行的抗币，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发行的纸币，有力地支持了敌后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和解放全中国的神圣事业。
　　以印发兑换券为条件，向城乡殷实商号招商承包县银号。当时的主政者“针对当时金融滞塞，农村经济破产，乡村利息高至五六分，农民不能偿债，以致商业亦停顿，社会全呈死象”的现状，着手整顿晋钞、组建银行，致力于金融一体化。根据国内政治波动、经济混乱的现实，曾提出“物产证券”的理论，主张“资公有、产私有”，允许金融在山西银行的领导下，稳住全省的基本盘，放活基层的信用券。在极短时间内，推出两大“货币变革”举措，其中之一是成立县银号。由县长会同地方商绅筹足应筹资本，设立县银号，发行兑换券，实行“官督公营民监”办法经营。之后，调整为招城乡殷实商号包办。私商以其资本作抵，发行兑换券。这种以县银号为单位、政府“监督”控制、商号发行纸币的模式，在中外金融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举动。
　　以农村土地为担保，向市场发行信用合作券。为了既禁止民间钱帖的泛滥，又不致银根过分紧张，当时主政者主张各村以土地为担保，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发行信用合作券，一亩壹元，使不动产变成动产，以期激活金融，平准利率。信用合作券（亦称“合作券”“救济券”“金融券”等），在村内行使，与银元无异。到外地行使时，由村合作社汇兑现洋。1933年开始在五台、忻县等县试点，后扩展到715个村。《民国山西纸币》较大篇幅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以土地为担保发行信作合作券，是我国货币史上一次有特殊意义的改革尝试。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改革没能坚持下来，但不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值得认识研究的价值。如何让农村的不动产流动起来，实现普惠金融，进而增强农村的活力，迄今也是一个关乎农村发展的重大的课题。
　　“抗币”和“边币”以信用的力量，铸就对敌斗争的强大武器。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最早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建立了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三大革命根据地，接着也组建了革命根据地银行，包括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为占领货币及流通阵地，各根据地银行都发行了纸币，并与伪钞及敌对货币展开积极的斗争。上党银号作为最先成立的抗日战争时期金融组织，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发行5种面额的“上党银号”纸币，简称“上党票”。作为晋冀鲁豫边区支柱银行冀南银行成立后，兑换收回上党银号票，肃清了各种土杂钞，从1939年到1948年的9年间，共发行纸币56种。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银行券，简称“边币”，根据毛泽东关于边区货币政策的指示：“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边区的纸币应有准备金；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该行实施禁止法币、杂币在市场流通，和对伪币实行打击的策略，边币取得了市场上的独占地位。从1938年到1947年的9年间，银行共发行不同面额的边币15种。西北农民银行的前身是兴县农民银行，从1937年到次年，先后发行纸币3次，共3种券别。虽然面额小，流通量不大，但在边区建立了良好的信用，不仅在兴县流通，而且在临县、岚县、保德一带也广为流通，不仅八路军使用，阎军、东北军也使用。
　　本书收录的大量红色金融纸币图片，见证了革命根据地向新中国嬗变的历史过程。其中收录的“民国二十六年革命根据地兴县农民银行印行的通用县币”“民国二十七年革命根据地上党银号印行的纸币”“民国二十九年长治县银号印行的孙中山头像的兑换券”“民国三十四年革命根据地太岳区印行的经济局商业流通券”等，都是存世甚少的珍稀币种，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历经沧桑的一张张旧纸币，虽然看上去并不一定“美观”，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的先声。是这些边币、抗币的发行流通的实践，为人民币的发行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宝贵经验。1947年深秋，解放战争战略转折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虽然第一次挂在了西柏坡附近的夹峪村，但筹备处处长却是在三晋文化包括纸币文化中泡大的。出生于洪洞县曾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的南汉宸，由他具体负责筹备人民银行和发行全国统一货币工作。他迅速组织合并华北解放区的华北银行、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和西北解放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并调用设计人员、调用机器、调用纸张，紧锣密鼓开展工作。其中所用制币纸张，就是由山西造纸厂生产的，是山西的工程技术人员大胆创新将皮麻与桑皮结合生产出来的柔韧性很强的币纸。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连接点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并对外公开发行了首套人民币。
　　各种名目的纸币，不仅对研究中国经济史、金融史有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就其纸币票面图案而言，也可说是一个彰显优秀传统文化和山西民俗文化的宝库。千姿百态又色彩斑斓，个性张扬又用笔精细，富有很高的文化张力和艺术品位。这些纸币，红色、绿色、蓝色、紫色、橘色、褐色、棕色、栗色、橙色，各色纷呈，令人赏心悦目；面额不一，大小变化，横纵参差，蔚为大观；图案丰富多彩，纹饰细致清晰，墨书笔法流畅，印章颇具工力。这些纸币，集图案设计、绘画、书法、篆刻等艺术手法于一体，具有浓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时代艺术感染力。从商号名头，到票帖的叫法，都体现着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的追求；票面呈现许多受新式钞票或新的思想影响的图案，有大量近代机器工业的气息，反映了山西人对高大的建筑、飞驰的火车、灵动的轮船、繁忙的工厂等现代生活的向往；那些印有圆拱桥、万寿山、天坛、牌楼、楼阁、门楼、亭阁、园林、唐槐、小桥、流水、楼塔、寺庙、大殿、村景、田野等景致和骏马、仙鹤、蝙蝠、二龙戏珠等动物图案的纸币，唯美绝伦，惟妙惟肖，更体现出浓厚的文化色彩和人文气息。
　　纸币的印制方面，也呈现出与传统钱帖有所不同的气象。纸币制式，由竖式向横式转变；纸票尺度，由大型票向袖珍型演化；制作工艺，由牛角或其他硬木雕刻印刷，转向石印；由人力手工印制向机器印刷过渡；票面画工由出于防伪需要而刻意的繁复精细，向简约风格转化。
　　《民国山西纸币》的面世，倾注了收藏者、组织者和编辑工作者大量的心血，尽管如此，也有缺憾之处。如体例的编排，个别纸币的属性确认和归集、个别票券简介等方面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好在本书的主旨在于向读者提供一份原汁原味的史料，读者可以透过这些扫描原件认识历史真实，其宏大意义远远大于差错或不足。

穆雯瑛 李锦彰 李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