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国古代的优秀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概略来讲主要有民本、崇德、公廉、慎刑、尚贤、节用、教化、监督等。
    ●大力弘扬“三个文化”，就要学习借鉴中国古代的优秀廉政文化，以此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革弊立新、激浊扬清，奋力开创弊革风清、富民强省新局面。

    反腐倡廉、吸取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是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重大政治课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华民族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优秀历史文化传承的伟大民族。中国古代的优秀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概略来讲主要有民本、崇德、公廉、慎刑、尚贤、节用、教化、监督等，这些都反映出中华先哲治理天下的高瞻远瞩，体现了历代明君贤相治国安邦的深谋远虑，凝聚着古往今来清官廉吏的实践智慧和价值追求。
    对于处在重要历史关头的山西来说，“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就要大力弘扬“三个文化”，学习借鉴中国古代的优秀廉政文化，把中国古代优秀的廉政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此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革弊立新、激浊扬清，奋力开创弊革风清、富民强省新局面。

民本：肯定民众主体地位重视民众历史作用

    民本思想萌发于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其核心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主张以民为本，如果统治者失去民心，社会就会出现动乱。民本主要表现在重民、爱民、养民、惠民等方面。
    民本思想肯定民众主体地位、重视民众历史作用，孕育着现代民主思想中主权在民的胚胎。孟子提出了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管仲也讲：“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西汉董仲舒进而得出了“王道以得民心为本”的结论。周公提出 “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当时思想家们得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的结论，总结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规律，成为古往今来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座右铭。

    崇德：重德尚贤被奉为治国的圭臬

    德治思想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萌芽，其后历经孔孟、董仲舒、程朱等儒家大师的发扬光大，重德尚贤被统治者奉为治国的圭臬。
    经过历朝各代的积淀和提炼，重德思想成为治国用人的价值规范。先秦思想家都强调为官者自身有德廉洁，国家廉政建设就有保证，基础就牢靠。东汉统治者倡导“德本法用”，将“修德立化”作为治国之本。孔孟认为统治者重德尚贤，以道德治理国家，以礼乐教化人民，只有施行德治，人民才会信服，才会真心拥护，才有可能确立统治者的权威和道德感召力，才可以使人们自我规范，自我约束，才会自觉地知耻而不去做危害国家的坏事。宋代程朱从道德理性的高度审视两宋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把德治思想放到治理国家的突出位置，要求通过实施德治达到固本强基的目的，对外抵抗异族的入侵，对内政治上宽民、经济上惠民、思想上教民，从而把德治思想推向一个新阶段，并绵延千年之久。

    公廉：为官之道和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

    “天下为公”“崇公尚廉”“公而忘私”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坚持的行政伦理。公而忘私是从政品质、廉洁不贪是为官之道、廉洁奉公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
    尧舜之所以被称颂为圣君，正是因其具有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荀子认为：“公生明，偏生暗。”《吕氏春秋》也讲“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太平矣，平得于公”。《周礼》已对官员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辩”的六计考核要求。《管子·牧民》篇讲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明代霍州学正曹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段为官要公廉的碑文至今一直被人们传颂。

慎刑：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统一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重德的同时，反对严刑酷法，主张重德而轻刑。礼法合治、刑以弼教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他们认为，司法腐败为害尤烈，三尺王法这一天平一旦失衡，冤假错案便会大增，社会将失去公平正义的底线而陷入无序和动乱。因此，完全依靠刑罚不可以治世，统治者必须省刑简政，“任德而远刑”，主张慎刑爱民，珍惜人的生命。
    两汉总结秦朝法竣的教训，建立了录囚制度。唐朝建立了改判、重审、三司推事制度。宋朝进一步完善大案奏裁制、审判分离制以及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制度。明朝对死刑犯的处置更加慎重，不仅完善朝审、大审，重大案件三堂会审制度。清朝再定秋审制度，人命犯在立秋霜降后才能处决。这都反映了立法、执法都应审慎，严防司法腐败、草菅人命。而且，中国古代思想家极力主张王法面前人人平等。《商君书·赏刑》提出官吏无法外特权，“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尚贤：尊重和任用贤德之人治理国家

    古人认为，用一贤人则众贤毕至，用一奸佞小人，则祸国害民。中国古代廉政思想家极力倡导 “选贤任能”，营造“廉洁爱民”的政治氛围。
    墨家认为“尚贤事（使）能”是治国的根本措施，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因而只有选用贤良能臣，才能治理好国家。因为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西周吕尚指出，“贤人所归，则其国强，不肖在位，国受其害。”他还具体阐明了标准，认为应选“仁、义、忠、信、勇、谋”六种贤才；摒除“大兴宫室土木、不务农桑、交结朋党、自负清高、轻视人君、强宗欺夺”六类贼人；并强调对“廉洁爱民者厚其禄”，这是我国古代厚禄养廉的最早倡导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是主张用人德才兼备,首先重德。有才无德坚决不用，要用君子而不用小人。

    节用：消除腐败的良药持身保廉的法宝

    节用惠民思想是我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宝贵财富，历代清官廉吏无不以“节用爱民”为其廉政的基本出发点。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总是把培育节俭之风作为治国安民的重要大事。史实一再表明：勤俭节约是消除腐败的良药，也是持身保廉的法宝。
    节用是墨家极力倡导的廉政思想和主张，体现了墨家爱民惜财的精神实质。孔子认为统治者应该节约用度，量入为出，主张实行仁政，节用爱人。他说：“苛政猛如虎。”老子认为，统治者要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减少劳民伤财的活动，总的原则是“去奢、去泰、去甚”，具体来说，主要指薄税敛、轻刑罚、慎用兵、尚节俭。董仲舒还认为：“食禄者不与民争利”，不能凭借职权从民众手中夺取私利。司马光告诫子孙“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教化：形成统一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教化，就是“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之意。统治者通过行政的、教育的、文告发布等各种手段和工具对全社会成员实施教化，以便形成统一规范有序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通过正反面典型的教化，有利于激励官员形成高度的忠君爱国、勤政爱民、廉洁从政的自觉行为。
    道德教育。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传统美德的社会，因此道德教化一直是统治者预防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隋末大儒王通主张 “以心化”，认为：“化人之道，正其心。”
    警示教育。对贪官污吏，有的统治者，诸如朱元璋就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办法严惩不贷。
    法纪教育。汉武帝、武则天、明太祖等都主张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朱元璋亲自组织编写选录当时全国刑事案件中的典型案例对官民进行法纪教育，颁布了许多劝勉官吏遵纪守法的文书和诰谕。

监督：对百官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在政以贿成、官以赂得的中国封建社会，如何监督权力，一直是政治家关注、思想家探索的重大问题。
    创建监察制度，对百官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制约。中国监督制度历史久远，沿革数千年。自秦朝设立中央监察机构和职官以来，监察机构被赋予弹劾、谏争、各种职权。西汉监察机构比秦更加完备。隋唐时期中央监察机关是御史台。为了进一步发挥监督效能，宋代还允许御史风闻言事。明代更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双轨监察机制。
    完善法律法规，监督防范官员以权谋私。隋唐时期封建官僚制度趋于完备，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有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监察机构监督等。重要法律有《开皇律》《唐律疏议》。法律监督重点是防范和惩治职务犯罪。
    合理划分事权，监督防治权力腐败。分权，即通过合理地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进而对国家机关和官员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监督君主，即通过天灾警示、面折廷争和上奏劝谏对专制皇帝的独裁暴政和错误决策进行监督制约。制度限权，即通过合理分设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机构加强统治，监督控制权力过度膨胀。（高春平 作者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