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针对个别商家、单位和个人擅自安装地锁、地桩只图自己方便停车的情况，太原市城乡管委决定集中拆除，尽量还路于民。市政公共设施管理处经调查统计，市区内共发现设置地桩、地锁的位置有488处，共计7596个锁桩。目前，已对各城区地桩、地锁的产权单位或是商铺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在限期内自行拆除，市政部门将统一修复路面或便道，恢复道路的通行能力；对于尚未拆除的，将实施统一拆除。
    从上世纪末到如今，中国的汽车产量增长了百倍，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捉襟见肘的马路资源与无限稀缺的车位承载能力，地锁也随之如雨后春笋而生。地锁，锁住了什么？它锁住了“资源”——拦路虎般的地锁，使本就稀缺的车位无法周转使用；它锁住了“风景”——横行的地锁，严重破坏了所在区域的整体美感；它锁住了“安全”——边缘尖锐的地锁，对经过的路人，尤其老人、小孩形成潜在的危险；它锁住了“权益”——用一把地锁，来证明地盘的“私有权”，他人的权益又该如何衡量。不经过停车难切肤之痛的车主，估计很难理解地锁上的爱恨情仇，但是私设地锁“圈地划界”，更有甚者在公共停车位设置地锁将其据为己有，显然侵害了大家的权利，因此，地锁禁令势在必行。
    从情理上说，车位属于稀缺资源，应该循环使用，但“应该循环”和“必须循环”是两个概念：前者更多带有道德色彩，后者当属法治范畴。打开地锁，万不能用简单的禁令一刀切地解决，需要在制度和管理的执行以及公民意识的养成上同步行进，否则结果可能事与愿违，这就需要大家关注的不只是“拆除”这一把钥匙，还需要特别关注几个方面。
    细化管理、因地而异是打开地锁的“政府钥匙”。针对地锁的安装抑或拆除，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地探讨和完善规定，比如，哪些场所可以安装地锁、谁有权安装、安装的原则、哪些毫无条件必须拆除等细节问题；小区可采取计时收费的方式停车，用价格杠杆平衡供需矛盾，然后再将车位的收入贴补管理车位的成本以及广大业主。
    各方努力、配套跟进是打开地锁的“社会钥匙”。地锁现象折射出的是“停车难”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城市建设与规划部门积极探索停车场的开拓问题，从根本上缓解车位不足的难题，促进城市交通环境的改善。而另一方面，停车场的扩建远远赶不上市民购车的速度，解决停车难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比如，加强停车配套设施建设，加大对乱停乱放行为的处罚力度；比如，市民应增强绿色出行意识，多乘坐方便快捷的公交车出行；比如，政府可采取必要的措施限制车辆数量过快增加，以改善目前城市“车多路堵车位少”的现状。
    打开心结、相互信任是打开地锁的“信用钥匙”。拆除地锁容易，消弭“心锁”不易，信用社会建设也是解开地锁的一把钥匙。这种信用体现在：一是相信其他公民都会将心比心，在保障私人权益的基础上，将车位积极用于公益流通，并能获得对等的物质与精神的激励；二是自己力所能及为解决停车难出份力，青睐公共交通，即便开车外出，也当提高泊车效率；三是信任公权部门，制度设计会殚精竭虑、穷尽一切疏解问题的办法。
    从现实情况来看，小小地锁难管，主要难在人们对地锁的认识当中，以及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严密性和执行力上。地锁“圈地”，给人的感觉是生硬的，而不是柔软的；同样，打开地锁，只用一把钥匙也是生硬的。如果，用更为合理的制度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这一问题，从而更好地遵守制度，谁还会用硬邦邦的地锁标榜着自私自利的“天理”？

□本报评论员 贾 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