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娟 （山西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编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出来的政策利好有很多，最引热议的莫过于放开 “单独二孩”的政策。但是，对于许多女性来说，都面临生完第二个孩子后是继续工作，还是做全职主妇的二难选择。而对于不少用人单位来说，要不要招聘女性员工的顾虑更重了：生一个娃得一两年，一进单位连生俩娃，三四年就过去了，这人雇得不划算啊。

从经济的角度考量，如果妈妈的工资小于请保姆的成本，那么在一定阶段内做家庭主妇自然是一个次优选择，自己带孩子也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如果爸爸的收入能够负担起家庭的全部开销，做全职主妇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现实是，许多女性还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无法潇洒做全职太太。这样以来，女性的压力会骤然加大。最近，妇女的“娘家”全国妇联也发话了：生育成本不能只“核算”到女性头上。

女性生育是一种社会生产，不能让个人全承担，也不能转嫁到用人单位头上，应该找到一条社会分担的路径。首先，对于女性生育保障应该有硬约束。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不能因为生育歧视女性，用人单位也不能光算自己的小账。其次，要帮助家庭降低生养成本，缓解育儿的现实压力。如果女性因为生育而回归家庭，其付出的劳动应该以社会化的方式核算，将家庭需支付的成本向社会分流。特别是由政府承担一定的成本，比如延长产假、增加生育津贴，特别是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

武小惠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财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这一政策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从全国的决策层来看，中国人口形势正处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关键转折期。人口体量依然庞大，严峻的问题是老龄化，且两者相克。生育率一直处在较低水平，致使人口红利在迅速消失，养老金空账问题和未来养老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将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潜移默化但又很深刻的影响。改变这一切，就是要适度提高生育率。抚养比的变化，同时最终会投射在经济发展上。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会导致经济发展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

全面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要以全面改革为主旨，这样放开“二孩”政策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增加，而且将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且还会产生蝴蝶效应，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翼城试验”结果显示，“二孩”政策并没有导致人口的暴增，1982～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山西省增长了28.4%，而翼城县仅增长了20.7%。

杨建荣 （中共阳泉市委党校基础学科教研室教授）

孩子多了可以适当缓解养老的压力，使独生子女不再那么孤单，可以维持人口均衡发展。但是，高兴之余，冷静想想，生孩子的确不是简单的事情，生得起还得养得起。养育孩子的成本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首先，总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其次，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年轻人大多会在城市打拼，生孩子、养育孩子会占用他们可以用来发展事业的时间和精力，增加他们的机会成本；第三，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从照料、食品及日用品花费，到教育投资会高达几十万到几百万元人民币。

然而，人口的均衡发展是个关系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生育率下降趋势明显。为了避免因为养育成本而降低生育意愿，影响人口均衡发展，我们应该个人和社会一起努力。个人要精心安排生育计划，精打细算生育成本，在适当的时机生育，工作和生育孩子两不误；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和配置医院、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资源；国家在政策上应该逐步增加生育抚养孩子方面的福利，比如产妇的补助、幼儿园费用的补贴、大学教育的补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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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玉芬(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

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下，未来15年后，劳动力总规模将每年多出2800万，到2050年劳动力规模减少幅度将相差3个百分点，这将大大缓解我国未来劳动力的供需失衡。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

“单独二孩”从政策上终止了“4-2-1”的家庭结构，有利于家庭经济社会功能的发挥，有利于提高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子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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