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新中国成立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的发展模式从本质上说一直是一个追赶模式，即作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后来者、落伍者，中国的基本目标和基本任务就是追赶先行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不同时期，我国选择和实行了不同的追赶战略，它包括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观、工业化道路、经济与社会关系、发展手段选择、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等方面。在这一历史阶段，我国的环境问题具有五个基本特点：一是人口众多，对环境的压力很大，人均资源少，食物供应始终是一个大问题，环境极易受到污染破坏。二是工业企业的构成中小型居多，还存在社队工业、街道工业等，工业技术装备比较落后，原料、能源浪费大，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冲击，加之布局不合理，对环境污染危害很大。三是能源构成中以煤为主，占70%以上，对环境易造成危害严重的污染，农村能源严重匮乏，对农业生态和自然环境冲击很大。四是我国经济落后，在当时很长时间内，国家不可能拿出很多钱来治理环境污染。五是科学文化比较落后，也是保护环境、进行生态环境建设的不利因素。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环境问题的普遍性和长期性。

周恩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战略家的眼光，最先看到了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发展中生态环境的这种情况，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就开始关注、重视我国的环境保护问题。他曾多次强调说：“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要避免出现环境污染的情况。”“环境污染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不能再等了，从现在起就应该抓紧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正是周恩来推动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出席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是中国突破西方外交封锁以来，重返联合国大家庭第一次参加的世界性会议。是我国外交事业上的成果，更是推动我国开展生态环境事业的有力措施。正是周恩来推动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此次会议研究了我国环境问题的现实情况，审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综合性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试行草案）》，奏响了新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序曲。

（二）周恩来一直重视、指导着我国的水利建设事业。他深深认识到，水利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生存环境与条件的重要问题。周总理的足迹遍及我国许多大大小小的江河，很多的水库建设、水利工程都倾注着他的心血，全国几条主要江河：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的水利规划；丹江口、葛洲坝、刘家峡、三门峡等大型水电工程的布局、建设；以及河北的岳城水库、北京的密云水库，等等，都是由周总理亲自主持确定并修建起来的，他在实践中还形成了系统的水利思想。新中国水利工作的开展困难、繁重，但在周总理的亲自带领下，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重要、丰富的经验，为我们后代的水利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周恩来被誉为“当代大禹”、新中国的“治水总工程师”，他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水利事业的奠基人。

（三）周恩来对于我国的森林问题是极为重视的。他一直强调，必须要保护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业，合理进行采伐，植树造林。1950年初,周恩来就明确指出:“林业工作为百年工作，我们要一点一点去增加森林。”“森林不增加，就不能很好地保持水土。”森林覆盖率低,“既不能满足国家长期建设的需要,又不能庇护广大土地、抵抗风沙水旱,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威胁。”1966年，周恩来在接见林业部的同志们时曾说过：“我当总理十六年了，有两件事交不了账，一是黄河，一是林业。”“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多点。十六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二十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总得坚持到二十一世纪。”

（四）周恩来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实践与观念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是具有前瞻性。周恩来是我国最早重视、宣传环境保护的领导人。他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上的实践与观念，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是当时在全国上下还没有环境保护意识的情况下，周恩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敏锐发现了我国存在的环境问题，并且重视环境问题对国家建设、对人民利益的重大意义。他积极倡导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且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既纠正了国家原先对环境问题认识上的生疏和局限，还为国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拓展了广度和深度。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起步，奠定了思想认识的基础。极为宝贵的一点是，在当时极“左”思想的氛围中、“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认为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国社会主义不存在这些情况，谁要是说我国有环境污染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周恩来冒着政治危险，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客观的真实情况——环境污染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无关，我国是存在环境问题的。必须注意环境问题，治理环境、保护环境，而且主张要开放地学习国外先进的环境治理经验。正是周恩来关于新中国环境事业的思想与实践，促进、推动了我国生态环境事业的起步与开展。

二是具有建设性。周恩来提出、倡导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观念，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这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他的这些观念不是为了理论而提出，也不是为了研究而产生，其根本是为了解决新中国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为了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而逐渐萌发、形成和提出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片破烂、百废待兴的状况，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治理旧中国遗留的面貌，恢复、建设新中国，实现由旧中国向新中国的社会变革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和过程。在这个历史转折过程中，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也包括生态环境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周恩来逐渐形成并提出了他的一些认识和思想，再把这些思想、认识运用到解决生态环境的实际问题和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的具体实践中去。

三是具有科学性。周恩来视环境保护与建设事业为百年大计，是跨世纪的战略工程。他要求在开展具体工作的实践中，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工作方法。科学的态度，就是要求大家面对环境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承认问题、解决问题；在发展、建设上，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思想基础，正确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按客观规律开展工作，对于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工业建设，要强令禁止。强调在建设时既要考虑到当前的效益，还要考虑到长远的后果，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大局的关系。在他的思想中，蕴涵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理念，包含了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及资源与环境的永续利用与发展的问题。坚持科学的方法，就是主张在开展环境事业时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在国家方针、政策、法规的指导支持下，走依靠群众的路线，这是工作的根本方法。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全国范围广泛、深入开展环境保护、建设工作。并且认识到环境保护需要有法制保障，推动了环境法制化的建设。他的“预防为主、综合利用、化害为利、发展利用”科学治理环境等理念，也都体现了其科学性的特点。

四是具有政治性。周恩来鲜明地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事业，具有政治上的重大意义。那就是环境工作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环境保护与建设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他曾说，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是为人民谋利益，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周恩来所讲的政治性，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以环境为代价，得到了严重的环境“公害”后果；千百年的封建历史发展过程中，统治阶层对资源的破坏与浪费，也给今天的生态环境留下了恶化的影响；以及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对我国资源的疯狂掠夺和破坏，也使我国的生态环境、人民的利益遭受到重大损失。以古今中外历史为鉴，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吸取资本主义环境污染的教训，吸取历史的教训，重视环境问题，开展环境事业，维护人民利益，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五是具有责任性。周恩来之所以关怀、推动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他本着对国家、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他认识到环境工作具有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健康和根本利益的重大意义。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工作根本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造福于民。这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他多次谈到：“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搞建设，一定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子孙后代，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人民的利益有当前利益，也包括长远的利益。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既要顾及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也要考虑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在资源的保护工作上，周恩来强调在开发利用治理的时候，要开展综合利用、坚持节约的原则，禁止浪费。资源不仅当代人有使用权利，子孙后代也有平等的使用权利，当代人承担着对后代人的利益、价值保护的义务和责任。在环境建设工程上，周恩来要求一定要采取谨慎态度，慎言慎行，按照客观规律、坚持科学态度开展工作。

席青（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