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舟

由于生命意识的淡漠，由于正义理性的缺失，很多人潜意识地站在先天的道德制高点上，俯视一切非正义者和侵犯公共权利者，进而漠视其生命。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道德暴力，值得警惕。

38名高校师生和1名公司职员，在房山周口店地区猫耳山登山踏青时，迷失方向，被困山中。警方调集消防、巡特警等多警种300多人，连夜展开搜山营救。4日早上更是出动警用直升机，将最后两名被困山中一夜的“驴友”救下。至此，经过13个小时的昼夜救援，39名被困驴友全部获救。（见本报4月6日焦点版）

一起突发事件，所有被困者成功获救，警方的救援可圈可点。但警方的救援非但没有得到掌声，反而引来“怨声”一片：有人指责“驴友”草率登山“罪有应得”，有人抱怨警方出动直升机小题大做，还有人发出了“为救这些无知驴友耗费如此巨大公共资源到底值不值”的感叹。

必须要承认，这支太过业余的登山队伍，准备是不足的，行动是草率的，登山素质更是不高的。“据被困学生透露，多数参与者对猫耳山环境不了解，在此之前，只有社团的个别领队去过”，“虽然先前准备了登山装备，但并未做好夜间行进的大量准备，携带的手电数量有限。同时，食品已基本消耗完”……这是获救驴友遭遇网友铺天盖地质疑的关键。由此，就滋生了一种貌似理直气壮的逻辑：凭什么因为少数人的过错去大量浪费公共资源？作为纳税人之一员，我凭什么要去为他们埋单？请恕我直言，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逻辑。

我不知道警方为此次救援耗费了多少财力物力，大抵这笔“成本”也无法“平摊”到39名获救者身上。生命无价，不要说有39个生命，纵然只有一人，公共资源的支出性救援也是理所应当的。生命高于一切，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而公共财政支付的“警力和资源”存在的要义，就是突发状况下维护公共安全，假如警方每一次救援都要测算一下成本，衡量一下是否值得，那本身就是一场公共灾难。

救“驴友”浪费公共资源的逻辑，代表着一种渐成气候的“道德法官意识”。这让我想起了一条旧闻：一名男子欲追讨被拖欠款项爬上广州海珠桥，引发4小时交通堵塞，市民颇多怨言。一位老伯悄然爬到跳桥男子身边，连拉带推令男子从高处摔下。跳桥男子手肘、腰椎骨折。在市民的惊呼声中，推人的黎老伯像英雄一样挥手回应，最后被警方带走。

跳桥者影响了公共秩序，所以广州这位老汉就抱着“为民除害”的正义幻觉，面对生命从高空的坠落，不但毫无内疚之感，反而充满飘飘然不知所以然的道德自豪。“挡了大家的路该推”与“浪费了这么多的公共资源真可恶”，着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不能不让人揪心：跳桥的是是非非姑且不论，登山者的无知无畏抛在一旁，基本的生命悲悯感何在？

由于生命意识的淡漠，由于正义理性的缺失，很多人潜意识地站在先天的道德制高点上，俯视一切非正义者和侵犯公共权利者，进而漠视其生命。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道德暴力，值得警惕。

何时走出怪圈

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出现公民遇险事件，政府责无旁贷要全力营救。然而类似突发事件一次次覆辙重蹈，犹如走不出的怪圈，确实值得反思。挑战自然、挑战自我的勇气值得崇尚。但勇气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态度，离不开理性。

任何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这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所做的事，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亲人和社会负责。而同样不能不说的是，因为无谓的冒险，救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这么沉重的代价，为何还不能换回一些人的清醒和理性？

（江苏奚旭初）

政府职责缺失

政府不应坐视类似事件一而再地发生，应加强对驴友探险、探险旅游的安全管理，将类似事件发生的几率降到最低。

比如新西兰，目前就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探险旅游管理系统，要求探险旅游必须报备，必须参加专门的探险旅游教育培训，需要交纳探险旅游特种保证金，有专业的探险旅游风险评估播报体系，有专门管理监控探险旅游的机构，有专门的探险保险，组建了探险旅游联盟和救援体系的区域联盟等等。

回头来看我们的学子，除了自身原因外；他们出发前学校是否知情，学校采取了哪些预备措施；所探险的地方又采取了怎样的警示提示，有怎样的风险监控体系；我们的社会教育宣传给予了怎样的引导，有什么样的社会配套制度等等，这都值得我们深思。

（湖北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