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高龄的王石林老人讲述那段历史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判了一批日本战犯，而关于日本战犯罪行的搜集调查、预审，则从195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56年。在3年多的侦讯过程中，侦查人员本着人道主义原则，用认真、严谨、求实的工作，揭露并定格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历史。

　　60多年过去了，往事逐渐被历史的烟云所尘封，很多国人对此事一无所知。参与当年侦讯工作的人，大多也因年老体弱而离世。3月19日，本网记者有幸见到了亲历当年在太原审判日籍战犯过程的、山西唯一在世者王石林老先生，85岁的王老回顾这段历史，依然百感交集。

　　审讯前：136名日军战犯皆不判死刑

　　说起对日本战犯的审理，王石林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让每个中国人恨得咬牙切齿的侵略者，却被要求“不判死刑，不判无期徒刑”。这样的审判原则，让包括王石林在内的工作人员感到匪夷所思。他们如何在国仇家恨的煎熬中按照相关法律和工作程序完成审讯工作呢？　

　　王石林在沉默中整理思绪，缓缓讲起62年的事情：1952年6月底，刚刚组建的山西省人民检察署（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前身）接到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会同省军区、省公安厅等部门，组建了“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合办公室”），接收了由解放军华北军区培训团、中央公安部、中南行政委员会、山西省公安厅等单位解送的136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1954年，王石林（左）和同事赵霖在位于小东门1号的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

　　“这些战犯中，有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阎伪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曾制造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有杀害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大野泰治，有曾将340名中国被俘人员作为‘活人靶子’训练日军的教官住岗义一，有从事特务间谍活动的原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警务部警备课长蒋介石国防部二厅北平电讯支台副台长富永顺太郎，有在日军投降后、积极组织领导日军‘残留’活动的城野宏……136名战犯的双手上，都沾满着中国人民的鲜血。”王石林扳着手指头，历数了当时一些“重量级”战犯的情况。

　　当时，这些战犯就关押在太原市小东门1号，那里的几排砖瓦房原本挂着“太原工程队”的牌子，实际是日军关押、屠杀我抗日军民的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太原解放后，这里却成为日籍战犯太原管理所，关押着曾给中国人们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侵略者。　

　　如何按照国际法和中国法律审理这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呢？我国最高人民检察署（以下简称“高检”）等部门于1953年在北京举办了侦讯业务训练班，刚从国家司法部调至山西省人民检察署的王石林和山西省人民检察署晋东南分署检察长的张焕新被选送到北京学习。

　　“训练是全封闭和保密的，每天学习国际、国内有关法律、政策，熟悉侦查、犯罪对策等条例和知识。”王石林说，当时他和参加培训的300多人提起对日本战犯的判决时，大家纷纷主张判死刑。“周总理反问‘为什么’，我还大声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总理说，总共有1000多名战犯（抚顺关押了由苏联移交的959名，山西关押136名），全杀了就能平民愤吗？”总理的话引发了大家的思索，最终审判原则确定为“不判死刑，重犯只判有期徒刑；大多数只要认罪就免于起诉。”

　　3个多月的培训结束后，培训人员组成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工作团委会，前往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后又分出太原工作团，王石林成为山西工作组成员之一回到太原。8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秘书组、调查组、管教组等部门，围绕提讯日本战犯和调查取证两个方面展开工作。

　　审讯中：尊重优待感化让战犯认罪服法

　　王石林说，与在抚顺关押的战犯相比，在太原关押的日本战犯身份较为“特殊”——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阎锡山留用了大批侵华日军官兵，成立山西省铁道护路总队，还把一些日军官兵派至晋绥军的军、师中担任训练、通讯等要职。1949年太原解放后，残留日军官兵才被俘获。

1956年6月，王石林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太原海子边大礼堂旁

　　“他们可以说属于双重战犯，一个个罪大恶极。但根据工作原则，我们对他们说话要客气、态度要尊重，杜绝刑讯逼供，而且只能白天审。”王石林介绍，这些日军战犯思想状态很复杂，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不是判无期就是死刑，无法与家人团聚，故而对自己的罪行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狡辩抵赖，要么胡搅蛮缠，要么为争取宽大捏造罪行。也有一些受“武士道”精神影响，极力为“皇军”、“军国主义”进行辩护。

　　受种种条件所限，联合办公室整理、搜集到的日军罪行调查记录、材料大多数凌乱、含糊、交叉重叠，时间、地点、数据前后不一致，与战犯也难以对应，这成为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审讯中最大的难题。

　　“重点战犯的每个罪行都要找到两个以上的证据予以佐证。”王石林说，工作人员对战犯类型进行了区分，有军事犯、行政犯、间谍犯等，他负责对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等5名间谍类战犯进行调查、审讯。

　　富永顺太郎从事间谍工作的年限比王石林的年龄还要大，故而一直负隅顽抗，“他认为我一个小毛孩子，没有资格审讯他，故而态度傲慢，对我的讯问置之不理。”王石林和同事采取迂回式、命令式、漫谈式等审讯方法，“可惜翻译并不懂得审讯技巧，对我的语气传达不到位，好几次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急得我直冒汗。”王石林说，每次审讯都是团体作战，现场有警卫、翻译、记录、录音人员等，预审人员又分为主审、助审等，面对富永顺太郎的沉默、避重就轻等应对方式，他毫不放弃，一次次到事发现场调查，寻找当事人作证，还曾多次到保留有日伪时期档案的人民银行地下金库查阅资料。

　　通过一次次的说服教育和搜集确凿证据，王石林终于“啃”下了富永顺太郎这块“硬骨头”。富永顺太郎最终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并在1955年的忏悔书中写到：“我服了审讯员，我的各种表演始终没有逃过他们敏锐的眼睛，每次提讯，总是开导教育，从无讽刺挖苦和逼供，促使我在交待问题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

　　调查取证工作结束后，侦讯人员将案卷转核对、报高检院检察长或副检察长核准，复合定案完毕后，《侦查终结意见书》和侦察卷宗全部交受审人员阅览，受审人员认可并签名之后，侦查工作才宣告结束。“他们的态度从最初的对抗转变到到后来的和我们对话，所有工作人员付出了很多艰辛。”

　　审讯后：宽大唤醒良知推动世界和平　　

　　在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调查审讯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虽然物资匮乏，却依然创造条件给日本战犯优厚的生活待遇，这一点让王石林记忆犹新。

　　“人家吃中灶，每天有新鲜蔬菜、大米白面，还能经常吃到肉类，生病了还能吃小灶，每天有牛奶喝。”王石林说，日本战犯的伙食标准是联合办公室工作人员的2.5到3倍。不仅如此，监狱中还设有图书室、医疗室、澡堂、操场等场所，并且定时给战犯们放映日本影片。后来，中方还组织日本战犯家属来太原探视，战犯的妻子、女儿甚至可以与战犯生活在一起。

　　根据最初的审判原则，太原关押战犯中120名免于起诉，关押期间因病死亡的7名，尸骨送回日本，其余9名判处有期徒刑。

　　1956年夏天，宣布免于起诉大会在山西机械厂大礼堂举行，王石林主持大会，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哭诉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大为怀，表示会用实际行动向中国人民谢罪。会后，120名战犯领到了崭新的服装、皮鞋、毛毯，政府部门还在当晚为他们召开了联欢会。此后，他们由中国红十字会遣送回日本。

　　而对9名战犯的审判于1956年6月在太原海子边大礼堂（如今的山西饭店)进行。经过十余天的交叉审理，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20年的9名战犯被移送东北抚顺战犯监狱收押服刑，因表现良好均获提前释放或刑满释放。

　　“其实，当时我也不能完全理解对他们的宽大和优待，但必须遵守工作纪律。”王石林说，在接受培训、搜集证据、调查预审的那几年里，他的精神一直高度紧张，常常为整理资料工作到深夜。“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一项具有国际意义和影响的重大工程，我们要完成的是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的重大任务，复杂而艰巨，容不得一丝松懈。”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日本战犯在中国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唤醒了他们的良知，1956年6月—8月，经我国高检免于起诉、释放回国的1017人，回国后当即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后改为“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简称“中归联”）。几十年来，他们始终遵循“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发展中日友好”的誓言，通过写回忆录、进行广播电视宣传、演讲集会等方式，揭露、反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推进中日友好。

　　曾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后被免于起诉的日本战犯中川博、儿玉华子等人日后还曾回到中国，与当地合资兴建机械厂、摩托制造厂等企业，并多次邀请太原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问日本。“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深刻理解了我国政府当时的做法，既改造了日本战犯，也开创了教育改造国际战犯的先例，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石林老人说，这段历史已经被很多人淡忘了，但每当他回顾起当时的情形，都恍若昨天：日本战犯在山西乃至全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法抹去，受害者的哭喊声依然响在耳边，中国人民面对日本战犯的博大胸怀，感化了这些历史的罪人，推动了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如今，咱们国家已经非常强大，但铭记遭受侵略的惨痛历史，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是每个中国人永远不能停下的脚步。”

山西新闻网记者 葛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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