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明清全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现在已成为一个夺目的名词，烙印在五千年华夏历史中。今日，山西籍商人也遍布全国，三百六十行，无不有操持晋言晋语者。他们这些新晋商能否接续晋商辉煌的传统？精神气质又与老晋商有何区别？这都是许多人所关心的问题。
    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主流媒体，本报一直关注经济社会、关注时代命题，把利用舆论平台，搜集各方话语，汇聚时代强音视为自己当然的职责。7月20日，由本报发起的“寻找晋商领袖”正式启动，未来几个月，本报组织的采访团亦将奔赴全国各地，寻访今日晋商，聆听他们的创业传奇，解读他们的成功密码，并展示他们的现状和风采。
    然而，何谓“晋商领袖”？如果只看谁资产更多，哪家企业规模最大，在哪个领域能执行业牛耳，那么只需要翻几本企业年鉴便可，何必郑重其事派出多路记者全国奔波。今日的山西商人，既然几百年后还要共享“晋商”之名，那么，他们天然地就应该是晋商精神的继承者、宣传者、发扬者，而晋商领袖，也应该是晋商精神最突出、最出色的践行者。
    7月20日的“寻找晋商领袖”启动仪式上，书法家们泼墨挥毫，写下了晋商精神的各种关键词，“诚实守义”“非义不取”“仁爱厚道”“敢为人先”“勤奋务实”“宽容大度”“团结互助”，等等，这其中，虽然任何一个词都不能完整概括晋商精神，但任何一个词，都会对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直接的作用。
    当然，世界上没有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家企业的制胜之道也不仅仅是几个词。举凡种种晋商精神，很难说哪个更重要，哪个最本质，关键是，识古察今，对于现在的晋商，更需要弘扬哪种精神。
    当年的晋商，是在明朝开中法政策的鼓励下，兼享地利之便，从此走向辉煌。现今的晋商，天时地利都与同业共享，因为山西地处内陆，还有着信息不畅、风气不新的劣势，而一个企业几乎从诞生起，所处的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举步之难，更甚于几百年前的晋商前辈。毕竟，开创基业虽然要有披荆斩棘的努力，但一片白地之上，也有空间修筑高楼广厦，而高手云集、强敌环伺之下，闯出自己一片天地反而更加困难。
    所以说，本报“寻访晋商领袖”，也不仅仅是要寻找到一个特定的实力雄厚、资产丰饶的企业家。重要的是，还是要看这位企业家能否给天下晋商做个榜样，有所启发，并像老晋商那样，能否给时代有开创性的贡献。而且，创造财富、改善民生只是一端，为华夏文化、中国精神又能增添什么内容更需考虑。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如今，山西，包括整个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我们要从农业立国，转向工业、商业立国；我们要从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我们要从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转向高效率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我们要调整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面对这样的时代要求，实际上，今日之新晋商并没有屹立于潮头，一度时期，以资源发家的“煤老板”甚至都能成为山西商人的标志——这让见识过老晋商辉煌的山西很是尴尬。
    遥想两百年前，晋商前辈们创设票号，喊出了“汇通天下”的口号，那是怎样一种气度胸怀；票号的各种制度，无不与现代银行接近趋同，那又是怎样一种远见卓识。如今的新晋商，谁能拿出与票号等量齐观的贡献，谁就是今日当之无愧的晋商领袖。这需要新晋商，继承他们前辈“敢为人先”的精神，打创意牌，走创新路，无中生有，别开洞天，带领自己的企业走向一个新的境界。
    这是新晋商在物质层面能为时代所做的贡献。在精神层面，新晋商，应该秉承“仁爱厚道”的古训，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古道热肠，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追求财富，不应只为奢靡享受，反而应让财富成为热心善行的保障。当年，榆次常家赈灾，为了乡亲们的尊严，宁愿不担救济的虚名，而是说为修戏台请人帮忙，一个戏台修了三年之久；运城的李家，代代行善，家门口的照壁刻了365个“善”字，告诫后人要日行一善。如此等等，难道不是新晋商的楷模？今日若有一位新晋商，无论能力大小，贡献如何，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地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将之视为自己企业文化的根本，将社会责任感放在获取利益更高的地位上，称为“晋商领袖”更是当然。
    寻找晋商领袖的活动将持续几个月。这几个月中，我们相信会有许多的惊喜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更相信，有这样的活动作为契机，能够凝聚社会共识，让晋商精神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相信，晋商的崛起，恰逢其时，不远的将来，会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再度享有“海内最富”的称赞，也像他们的前辈一样，重铸属于这个时代的“晋商精神”，而这个活动，仅仅是个开端。

本报评论员    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