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5日开始，我们采访了10位在山西生活的外国友人。这些外国朋友中既有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也有中老年人。他们有的刚来山西数月，有的已经在这里待了几十年。
    如果不是这一次集中梳理报道，我们一说起身边的外国人，相信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各个学校里的外教或留学生，还有旅游景点中的外国游客。事实上，我们在寻访过程中发现，随着山西经济的快速发展，知名度不断提升，来晋的外国人持续快速增长，入境目的和身份也日益多样。他们职业迥异：工程师、商人、企业高管、报社审读、艺术家……来自欧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的近十个不同国家。
    我们的报道通过描绘外国人群体在山西生活的一些故事，了解不同外国人在山西的生存状态。他们很多人把山西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的故事，是一段充满奋斗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与山西的变化息息相关。

    A从“客人”到“邻居”他们渐渐融入山西

    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14年5月末发布的《2013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截至2013年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24.4万人。而在10年前，这个数字还不足现在的一半。
    根据太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太原常住的外国人（即居住半年以上者）为400余人。根据太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外国专家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持有外国专家证在太原工作一年以上的外国人达到138名，短期来到太原进行指导的经济技术、管理专家达60多名，他们涉及教育、文化、医疗、农业、重工等多个领域，而专家人数也创历史新高。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可以参加社会保险，可以办理医保，有的地方出台了外国人申领驾照的规定，外国人，正一步步从“客人”变成我们的“邻居”。
    来自德国的五星级酒店高管维根特已经习惯了太原这两年大规模的城市道路改造，自行车成了他的主要交通工具；当夜幕降临时，太原市的一些酒吧就成了各个国家外国人的聚会放松之地，甚至有外国人自己当起了酒吧老板，经营一家符合外国人口味的店；淘宝、微信，迅速将外国人融入中国人的世界里，他们也学会了在夜市上砍价，习惯用微信呼朋唤友。

    B从故乡到异乡，他们其实也有无奈

    事实上，因为各种原因，不止一个外国人曾经婉言谢绝过记者的采访。山西永青咨询服务公司的总裁叶福礼今年即将满六十岁，由于相关法律的规定，他将不能长期居住在中国，以后只能办理为期几个月的旅游签证，这位已经在中国待了二十多年的老人对此很不理解。Kollide乐队的队员们说：“在菲律宾的时候挣得不多但是开销也低，在山西挣得不多开销却很高。一般中国人都认为我们很有钱，其实我们没什么钱。”
    除了这些，一些外国人还很难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太原重机的高级工程师李东就面临这样的问题，由于语言不通，李东几乎无法和同事交流，而会说英语的年轻人和已经五十多岁的他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英语周报》的报社审读雷，因为性格内向，和当地人几乎没有交集，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从来不参加社交活动。
    不止一个外国人对记者说，他们走在街上会被很多人盯着看，有时候甚至引起围观。这让他们非常不舒服，来自亚美尼亚的阿妮很无奈地说：“我们也是人，我们不是动物。”美国人杨海丽虽然也不喜欢这种行为，但是还是表示理解，“山西和沿海城市比起来，外国人太少了，所以我们很显眼。”

    C从闭塞到包容，他们在这里追寻梦想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生活在内陆的山西人，观念也逐渐从保守闭塞走向包容开放。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们走进山西，学习、工作、经商，开始追寻属于自己的“中国梦”。
    在两个月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来山西的外国人原因变得多种多样：来自美国的外教杨海丽特别喜欢山西文化，她将山西民歌从中国唱到了美国；来自亚美尼亚的留学生阿妮从接触汉语开始就爱上了中国，她和自己的运城男朋友已经准备结婚；来自挪威的叶福礼留在山西开办公司，是为了纪念几十年前为了保护河曲人民而被日军炸死的爷爷；来自德国的酒店高管维根特把山西刀削面带到了慕尼黑，希望他身边的外国朋友都能来山西发展。
    Kollide乐队的鼓手瓦瑞被称乐队的其他成员称为“吸血鬼”，因为他每天要到凌晨五六点才睡觉。漫长的夜里，瓦瑞会连续好几个小时在房间里作曲、研究音乐，天天如此。瓦瑞原来在菲律宾有一家录音棚，但是由于资金问题被迫关门。他正在努力攒钱，希望在太原也开这么一家录音棚。
    自从位于太原的美发沙龙开张以后，来自韩国的宋相勋就几乎没有了休息日，每天早出晚归，晚上回家还要和妻子一起带孩子。虽然他是老板，却从来没有闲着，“如果我自己都不努力工作，那我怎么要求我的员工也努力呢？”宋相勋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在他的努力下，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山西这片土地，除了变成多种文化汇合的摇篮，更包容了无数外国友人的梦想，成就了他们人生中更多的可能。

    ○记者手记

    X先生的故事

    X先生是一位在山西经商的外国人。天天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应该很好相处，但记者与他第一次见面时，他充满了抗拒。最初接到记者的电话时，X先生非常警觉，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你是谁？谁告诉你我的电话的？你找我干什么？”
    第一次见面，在超过约定时间一个多小时以后，X先生才姗姗来迟。约定的地点是太原一家咖啡厅，X先生来自非洲的一个国家，有着一副很经典的黑人形象：一身肌肉将身上的暗色条纹衬衫撑得很满，极短的头发紧紧贴着头皮。他的墨镜从来没有摘下，即使是在光线昏暗的咖啡厅里。采访艰难地开始了。无论问什么问题，X先生的回答一律是：“嗯”“对”“没有错”。当他不想回答时就不说话，只是歪着脑袋，面无表情地通过黑黑的镜片打量着你。于是在半个多小时的“聊天”中，记者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谈到最后大家都没了话，气氛陷入了尴尬的沉默。X先生终于说了一句话，这是自见面以来他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接不接受采访，我需要回去调查一下你。”
    接下来的几天，记者和X先生陷入了一场 “拉锯战”：在记者的劝说下，X先生终于答应接受采访，但是当天又马上反悔，然后再同意，接着再反悔……
    最后一次，趁着X先生还没来得及再次反悔，记者终于见到了他。因为自己接连爽约的行为，X先生有些歉意，在记者诚恳的劝说下，他一直交叉在胸前的两只胳膊突然打开放在了桌子上，接着摊开双手，终于开了口。但稿件最终没有发表，这是X先生自己的要求，记者能感受到，他那酷酷的外表下，是对陌生环境的过度戒备。
    当然，采访X先生的过程，只是一个特殊的个例。记者接触的外国人，大多乐观、友善，中文都还算不错，而且喜欢山西的美食和文化，有的甚至和山西人喜结连理。他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包容开放的异国他乡，实现自己的梦想。

本报记者　姚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