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们祭拜南条修

10位中国古稀老人与一名异国逝者的友谊，让人唏嘘，令人感动

4月2日的上午，太原天龙山仍有些微凉，在德祥苑06区的一座墓碑前，10位老人一字排开，手持菊花。

他们的平均年龄76岁，此次前往天龙山没带一个子女，上山的3辆车里有两辆都是他们亲自驾驶，车开得猛，台阶爬得吃力，一早晨的忙碌只为前来祭拜一个人。

这是一位日本老人，他生于大连，逝于上海，但他是真真正正的日本人，他的骨灰一半埋在了他的故乡，一半埋在了第二故乡山西的天龙山，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传奇，有什么样穿越岁月的感动？记者全程目击了这10位老人的祭拜，挖掘了埋藏在岁月背后的故事。

○南条修档案

日本人，1939年出生于大连，父亲是动物防疫专家，母亲是妇产科医生。1946年随父母到太岳区根据地生活。1953年，14岁的南条修离开中国回到日本。1966年，27岁的他成为日本民间社团驻京代表，此后，他带着对中国的特殊感情致力于帮助中日关系的改善。2012年7月13日，南条修在上海病逝。

○怀念南条修

10个人想对南条修说的10句话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死了。——余有生

●南条修先生，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日友好事业和中日贸易事业，我们永远怀念他。——刘人杰

●南条修，您永远活在我心里。 ——王中泽

●您对中日友好的突出贡献和对山西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我们终身难忘。 ——郭根耐

●南条修：你为之而奋斗的中日友好事业，不会因出现了新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中断，你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你！ ——岳恒

●黄河河通江户，珠峰峰连富士山。 ——陈哲真

●唉，修，你走得太快了，太思念了。 ——肖庚水

●修，我永远怀念您。——张华

●修，我们永远怀念您。——薛光

●修，我们山西省干部子弟（九一）学校的老同学老朋友能按你生前委托，顺利地将你的骨灰安葬在三晋风水宝地之一的天龙山仙居园，就是对你能以山西老区的精神为原动力，在中日建交前后，为中日文化经济技术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的肯定，也是山西母亲怀抱对你的认可，安息吧！愿你为中日友好奋斗一生的精神与世长存！ ——白映昉

前往天龙山司机都已古稀

早晨7时30分，71岁的白映昉已经从并州路接上了78岁的刘人杰，8时他又到山西日报社接上了记者和实习生，然后直奔双塔街上的沙河桥。老白驾驶的是一辆现代车，由于开得太快，在并州路和双塔街的交叉口老白闯了个红灯，他似乎没有注意到，直到急刹车停在沙河桥，记者的头撞在前排坐椅的后背上，老白才扭头抱歉说：“哎呀，我68岁才学的开车，技术不是太好，等一下我叫他开，他比我开得好！”

很快，新司机走过来，记者有些小紧张。这位被老白形容开得好的不是位青壮年，而是70岁的薛光，号称是这支祭拜队伍里年龄“最小”的，其他的老人叫他“小薛”。在沙河桥汇合时，老伙计们都到齐了，10个老头齐刷刷地不带儿女，只身出行。启程出发时，薛光特意低头试了试挡位，信心十足地插上了车钥匙，结果起步没10米，“刺”一声来了个急刹车，差点和前方的黑色轿车相撞，一车人的头全部向前甩。老薛自言自语道：“这车咋开的？”然后自顾自又上路了。

爬上德祥苑10个老头互相搀扶

到达天龙山的时候已近上午10时，当记者扶着78岁的刘人杰下车时，其他人已互相搀扶往山上爬去。他们的目的地是德祥苑，在仙居园接近山顶的位置。

此时的天龙山，穿着秋裤都抵挡不住微微的凉意，前来祭扫的人很多，以青壮年为主。山脚下，记者抬头都看不到球形的雕塑，78岁的刘人杰反倒挺乐观，“小保安说了，爬到雕塑那儿就快到了，咱们走吧？”刘人杰一边问记者一边扶了扶眼镜，抬脚迈步，记者和实习生连忙一左一右扶住他，78岁的老人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再接着爬山，对体力是个不小的考验。

一路上走走停停，大口喘息，小步迈进，刘人杰不断鼓励自己：“再坚持一下，就快到了。”15分钟过去了，刘人杰的额头开始渗汗，黑色的夹克、鸭舌帽，脖子里也微微出汗，他只是抬手把帽子松了松继续向上爬，没有要休息的意思。快到德祥苑06区时，71岁的白映昉风风火火地下来搀扶刘人杰，“呀，年岁大了，腿脚不行了！”

途中，白映昉告诉记者，清明还未到，他就陆续接到老友们的电话，相约一起祭拜南条修。他们当中，有的从深圳回来，有的祭拜完还要回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有的在太原过着退休后的忙碌生活，但无论大家在哪里，说到看望老朋友，几个老头都表示一定准时到。

待刘人杰到了墓碑前，10个老头都已经准备好了。73岁的岳恒从便携袋里掏出黄菊花、白菊花一一发给大家。74岁的郭根耐致辞：“修，清明节要到了，我们老同学、老伙计们来看你了……我们从没把你当日本人，你是我们的好兄弟好朋友！感谢你为山西、为中日友谊做出的努力……”10个老头齐齐地三鞠躬。

墓碑下埋着的是日本人南条修，他1939年出生于大连，1946年随父母到太岳区根据地，在山西省干部子弟小学上学，认识了这一群“小伙伴”。

墓碑前，众人回忆：你是我们童年最调皮的伙伴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半个多小时爬到德祥苑，10个古稀老头此番前来只为了碑前15分钟的停留？

这段故事得从1949年太岳老解放区山西省干部子弟小学，也就是当时的九一小学说起。“南条修和他哥哥是我们学校里‘唯一’的日本人，那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父母都是为中国人工作的，我对他好，他也对我好，我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76岁的张华说，他依然记得1951年暑假，他和南条修从学校厨房里偷了馒头当干粮，早上7点多溜出校门偷偷去晋祠玩耍。“当时我们几个人走到晋祠就晚上8点了，几个小伙伴每人拿出8分钱在旅店住了一晚，结果那天晚上蚊子特别多，我们打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去了晋祠，出来的时候，门是锁着的，我们是从门缝里钻出来的，可是南条修的脑袋实在太大了，钻不出来，我们就抄小路翻墙去了天龙山。”

张华讲完，几个老头哈哈大笑。纷纷讲起和南条修一起偷甜瓜、掏鸟蛋、溜到空军基地偷看飞机的童年趣事。尽管在那个年代，物资还很匮乏，但童年一起玩耍捣蛋、一起住校学习的经历深深地在老区少年的心中埋下了幸福的回忆。

1953年，14岁的南条修要随父母回日本，临行前他站在五年级乙班的教室前无限留恋。欢送会上，他挨个抱着小伙伴紧紧不放手，“我会给你们写信的！”过了不久，小伙伴们收到了南条修在天津悄悄寄来的信件。“我在天津准备坐船回日本，这里距离山西已经有些远了，但我非常想念你们。”回到日本后，南条修果然常常寄信到山西，讲述自己的情况。小伙伴们也拿出自己的零用钱给南条修回信，“当时算是国际信件，寄一封要3-5毛钱，我们一天的口粮也就是3毛钱，但是就想省出这个钱和南条修通信。”张华说，通信一直持续到1958年，由于政治原因，南条修怕牵连伙伴们，交往就中断了。

骨灰安葬天龙山就像回到了山西母亲的怀抱

时光飞逝，一晃20年过去了，小伙伴们思念的南条修还好吗？

“我记得非常清楚，1979年9月，我在《山西日报》上偶然看到了南条修回忆我们老师的文章特别激动，20年了，南条修真的像我们想的那样，没有忘记山西，忘了我们。”张华看到文章后很快联系报社给南条修写信。4天后，他收到了南条修的回信。看着南条修并不优美的汉字，张华泪湿眼眶，“我在1978年就回过太原，我曾先后托老同学和公安局打听你的下落，找了十几个张华都不是你，现在，终于找到了你。何时，我去太原或者你来北京，我们一起再聚。”

原来，在日本生活期间，南条修一直没有忘记中国的伙伴们。他在1960年考入日本东北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翻译过山西作家马烽的作品，也代表学校接待过巴金和马烽，后来又翻译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1964年大学毕业后，南条修一直在找回到中国的机会，他进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关西本部，在积极努力争取下，终于在1966年被派驻成为日本民间社团常驻北京的代表。上世纪70年代，他又担任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关西本部驻北京事务所所长，为促进中日经济和文化交流四处奔走。回到中国，南条修一直想见见老师和同学，但苦于联系中断，直到1978年，他才第一次联络到老友们。

“当时，南条修陪日本专家到长治榆次解决从日本进口设备的技术问题，他从报纸上看到老同学的哥哥是分管文教卫生的省领导，就要求接待方安排参观晋祠。一住到宾馆，他就不失时机找宾馆领导提出请求要见见老同学。”那一次的相见，悄悄地，又充满激动。79岁的王中泽说，“我俩在晋祠宾馆悄悄相见，觉得很亲近，我给他带了粽子，他说自己最想吃这个了，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拉住我的手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也唱了起来，一下子就像回到了从前。”

这一次相见后，南条修陆续与老伙伴们取得了联系，在北京饭店里，四五个人在南条修的办公室聊了个通宵。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坐在地毯上，聊小时候是怎样玩的，聊各自现在的发展，几个人一晚上一条烟都不够抽。

这些老同学后来不论是大富大贵还是淡泊一生，都被南条修当作了一生的“小伙伴”，或许是从中国寄到厄瓜多尔的一本挂历一封信，或许是一个精致的剃须刀，抑或是厚厚的绘画手稿，这份情也被“小伙伴”们铭记了一生。

随后的交往一直持续到2012年，积劳成疾的南条修在上海检查出肺癌晚期，老友们得知后纷纷要去探望，南条修一一拒绝。“他觉得老友们来了他没办法接待，而且自己状况不好，也不想让大家再跑。”7月13日，南条修在弥留之际，要求儿子及老友把一半骨灰安葬在天龙山。

“南条修老说回到日本的那十几年他是留学去了，回到中国就是留学归来，他把骨灰安葬在天龙山，就像回到了山西母亲的怀抱。”76岁的余有生说。

本报记者　郝宏　实习生　阎燃　张可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