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芳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现代科技教研部主任、教授）

处理好延迟退休与年轻人就业的关系。现在我国面临社会养老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为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抚养的压力需延迟退休年龄，退休年龄的延迟每年将占用600万—800万适龄就业人口的就业岗位，如何做到延迟退休年龄与提高青年人就业率的双赢，是必须做的一个大课题。

解决好延迟退休年龄与增强企业活力问题。目前，企业为增强其活力、提高其竞争力都在执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优化规则，常常裁员对准“中年员工”，四十岁左右的老员工总会面临公司不再与之续签合同的情况，企业更愿意用年轻人。如果延迟退休年龄，员工要工作到60―65岁，企业能否接受？

细致系统地划分职业岗位、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个人意愿逐渐地制定出柔性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些政策能让人们愉快地接受并不折不扣执行，快乐地延长工作时间并提高劳动效率。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覆盖全社会涉及每个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这就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深入调查、重在研究，制定出柔性化的渐进式的系统性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严志宏 （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

循序渐进。“渐进式延迟退休”，给公众提供了一个心理缓冲期。考虑到现阶段延迟退休问题的争论很大，可对部分人群某个年龄段的先推行，或者在某个地区先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再全面推行，尽量减小退休政策调整对社会和有关人员所带来的影响。

分类实施。高技术脑力劳动者大多希望延长退休年龄，可以成为改革的先行者。比如对于那些长期从事高危、高污染行业、劳动强度大的人群，包括妇女从业者，可自愿按 “法定最早退休年龄”退休。实行弹性退休制度，规定最低领取全额养老金的缴费年限，建立提前领取部分养老金、推迟领取超额养老金的激励机制。

并轨改革。打破“双轨制”意味着将所有单位都纳入现代社会的保险制度，让延迟退休改革的对象变成了一个相对 “均质化”、相对统一的群体，避免在操作过程中因既得利益掣肘、牵制而发生的变形。只有科学、合理、公平、可行的养老并轨改革方案，才能消除社会养老的制度不公和群体不平等，打消公众对延迟退休的顾虑。

何静(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企业研究室主任)

延迟退休的方式并不是 “一刀切”，而是循序渐进地推进，比如弹性延长退休年龄，或者针对部分人群、部分地区先进行试点等等。

党中央此次提出的“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属于社会保障领域改革的一次全新尝试，更需要的是全社会达成共识。因为延迟退休年龄涉及到各行各业和各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利益甚至是不同代际人群的利益，必然会有很多地方需要讨论甚至是争论。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延长退休年龄历来都是重要的政治难题，美国花了35年的时间才将退休年龄延迟5年。在我国这样一个正式就业与非正式就业并存、养老保险制度“多轨制”、青年人就业压力巨大的国情下，“研究制定渐进式退休年龄政策”，更需要政府部门、专家学者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入基层广泛、深入调研，形成一项有利于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的延迟退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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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

延长养老保险的基本缴费年限，在很多国家是这么做的。延长缴费年限与延迟退休往往是一回事。有的国家最低缴费年限比中国还低，但这个最低缴费年限实际上不起作用，因为在“多缴多得，少缴少得”这个制度设计下，很多人为了多拿养老金就自动多工作了。延迟退休的结果是可以多拿养老金的。应该建立一种精算型的制度，多缴多得，少缴少得，在国外，这叫“对等原则”。

胡晓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延迟退休要分步走,比如先从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开始,从人力资源替代弹性系数低的群体开始,逐步扩展到各类群体。从目前实际情况看,许多专业技术岗位(医生、教师、科研人员等),五六十岁正是经验丰富、技艺纯熟的阶段,而且这种高端人力资源的替代弹性较低。如果早早退休,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延迟退休的同时,严格控制提前退休,进一步强化养老保险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开发更多适合中老年人又不与青年人争夺工作机会的岗位等,以最大限度降低对相关群体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