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画家杨苇

“不与权贵结盟，不与体制结盟”，杨苇这样梳理自己的个性。今年42岁的侯马画家杨苇，12岁放弃学业自学绘画，17岁发表连环画，19岁成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的签约画家，21岁在北京开画展……时至今日，二十多年时光荏苒，他的作品依然无门无派，但却在毫无羁绊中，更显仙风道骨，飘逸自如。

值得一提的是，至今，杨苇没有任何诸如理事、理事长、会长等种种头衔，也很少参加业界的学术会议。他的我行我素，俨然一副世外游侠风范。

“我不愿为体制所累，从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被其束缚。”从生命中将体制剥离“出局”的杨苇，又会有着怎样的人生顿悟？

水泥地上“跺”出坑少年神童勤奋练就

“除却作画，我喜欢独自走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不说话，只是聆听观察众生相，这个世界就那么清晰地展现在我眼中。”杨苇认为，天赋与生俱来，而他在绘画方面的求知感幼年时就特别强烈。

7岁时的杨苇，已经超越了一般幼童的涂鸦，他能熟练地将脑海浮现的各色人物、动物乃至战争的场面，随手画在土地上，画在纸张上。看到儿子有模有样的“作品”，在特殊年代曾画过伟人肖像的父亲也很是高兴。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对画画的痴迷，竟然令杨苇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上小学了，对于课堂上的文史知识，杨苇百听不厌，但一遇上数学课程，他就频频走神。

在这种看不到终点的纠结和煎熬中，经过几年时间的踌躇，12岁的杨苇毅然决定：辍学！

这样的想法不啻于平地惊雷。父亲极力反对，他是一位普通农民，他希望孩子通过常规的途径，找一份安定的工作养家糊口。杨苇毫不妥协，运用各种方法作出抵制，直至家人妥协。

少年杨苇仿佛是胜利了，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问题：不上学了，我真的可以“画”出前途吗？“画画承载着我的一切希望，当时的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画画好——画到最好，画出自己的天地！”

既然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决定，那就只能迎难而上。这个时期的杨苇，临摹了大量的连环画作品，通过由熟生巧来博采众长，吸取了许多名家的特点，为形成自己的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想起那段时期，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苦。冬天，家里没有暖气，杨苇就站在地上，把纸铺在桌子上，一边跺脚取暖，一边画画。几年下来，地面上的水泥竟然硬让他“跺”出一片两尺见方的土坑来。如今老屋的地上，还有一大块明显的水泥“补丁”。夏天是最容易产生倦意的时节，他将凉席往小院里一铺，趴在小饭桌上用画笔任想象驰骋，每每皆因过于忘我，浑身上下总会布满蚊子咬的“红包”。

“画画能画出名堂的人凤毛麟角，更何况我的家境贫寒，又没有名师指点，仅仅靠自学来画画。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包括我的家人。”16岁时，杨苇画画已渐入佳境，为了证明自己，他经常向一些杂志投稿。

17岁那年的一个上午，杨苇看到父亲把自行车推门进院，不同于往日的是，左右车把上分别插着一本杂志，父亲笑得满脸生花：“儿子，你的画发表啦。”说着递过一本《山西民间文学》。翻开自己那篇11幅的连环画《包公断伞》，杨苇笑了，与父亲的对立，也于这一刻悄然消融。

生活，终于朝着他，打开一扇希望的窗户。

一年纳税8000多元青年画家四处开花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连环画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高峰期，宽松的文化社会背景为连环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这种大背景下，处女作的发表不仅赚取了120元的稿费，还为杨苇的创作吹响了前行的号角。他自编故事或者改编故事创作连环画，将稿件投向一些国家级的杂志社。功到自然成，他的作品四处开花。当时连环画领域内影响最大、级别最高的《连环画报》以及一些知名杂志上，时时都会出现他的署名作品。

1990年，19岁的杨苇已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中国人事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机构的特约画家。虽然已经在连环画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杨苇并不满足于单一的绘画道路，于是勇于挑战的他开始尝试创作中国画作品。“中国画和连环画在绘画语言和立意表达上略有不同，但它们又有更多相通的地方。”由此，杨苇驾轻就熟地铺展开了国画的卷轴。

在朋友的资助下，21岁的杨苇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成功举办了首次个人中国画展。一时间，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媒体纷纷聚焦这位年轻的画家，更有学者、专家因其年少即已成名，直呼其为“神童画家”。“随着名气增大，我的约稿函不断，画封面、画连载，从年初排到年尾，每年的连环画创作量达3000多幅。一天画十多幅，平均收入200到300元，有时候我一年的纳税额就达到了8000多元。”“我哥哥曾经3次应中央警卫局之邀到中南海现场作画，并屡获好评，26岁出版了《三晋一百名人图》，该书被政府作为宣传礼品赠予外国友人。”杨苇的弟弟杨霜韦深深为之自豪。

福彩侵权赔7.5万元孤寂画人维权扬名

杨苇是一个沉默的人，有人慕名访问，他一般都是客气地将人生脉络归捋一下，然后就没词了。骨子里的那种自尊和孤独，让他的生活近乎“出世”。而2005年一场关于对福彩中心的诉讼，却让他重新“入世”，直面嚣杂。

“当朋友告诉我在彩票上看到有我的作品时，我应了一声，也没觉得怎样。后来，侯马一位老律师听说了这件事找到我，表示愿意通过风险代理来给我讨个说法。在家人的催促下，我也应了声。”对于画画之外的事，杨苇总能安之若素。实际上，杨苇的那次官司，因与宝马彩票案一前一后，引发的舆论动静极大。

当时，杨苇的作品《三晋一百名人图》一书，曾与某研究所签订协议书，杨苇承接该书的绘画任务，研究所提供入选历史名人的小传等文字资料，双方均已履行了权利义务。2005年5月，某彩票发行中心在只经过研究所同意而没有征求杨苇的认可下，在其彩票热敏纸背面选印了大量《三晋一百名人图》中的人物画像及文字。“我的律师起初去协商，对方说他们是福利单位，最好是法院起诉，法院判多少他们就赔付多少。后来，法院立案后不久恰逢是全国知识产权日，不少记者前来采访，我没多说，律师简单地介绍了情况。后来，法院一审判赔6万元，我的律师觉得100幅作品这个金额不合适，继续上诉。”

2007年12月，案件终审判决该彩票中心停止侵犯杨苇著作权的行为，公开向原告杨苇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上诉人杨苇7.5万元，并支付杨苇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3万元。

这次诉讼，间接给杨苇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可谓歪打正着。至此后，杨苇再也没有刻意在媒体和大众跟前露脸，他的生活重又归于平寂。

足不出户埋头作画画作遍及五湖四海

平平淡淡画画，平平淡淡生活；随缘而不攀缘，只愿做一个内心简单的人，快乐地画画。“即便画画不赚钱，我打工赚钱也要画画。”杨苇觉得此生，唯有作画可乐，唯有学海无涯。

众所周知，如今各类所谓的“专业”头衔，已是当今艺术圈里提高个人身价的一种普遍手段，令许多“艺术家”梦寐以求。而杨苇寥寥可数的几个头衔，还是朋友极力推荐，熬不过朋友的热情，才虚心受之的。

“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艺术创作是个苦差事，不想着通过认真创作提高作品水平，光想着得到这类那类的称号或头衔来证明自己，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投机心理。”作为一个画家，求学脱离了教育体制，创作又脱离了艺术体制，几乎剥离于社会之外，在不被体制浸染的同时，却又实实在在地生活于体制之中——很多人都觉得杨苇的特立独行，有些不可思议。

今天，杨苇的时间主要是用来学习，通过充盈自己的学识来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创作历史人物，就要对人物本身和其所处时代要有充分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包括历史背景、文化观念、服饰用具等等。为了补上这些课，许多年来，杨苇阅读了大量的关于国学、史学、美学、文学等方面的书籍，《古文观止》《资治通鉴》《三言二拍》《万历十五年》《鲁迅全集》《传统人物服饰考》……他的书案上，总是有着不断更新的新书。

杨苇最擅长的是写意人物画创作，他笔下的人物妙曼清逸，从老子到钟馗，从关公到救世观音……仙、圣、佛、儒抑或市井庸人，杨苇无所不能画。

现如今，杨苇作品中展示出的深厚功底和隽雅的画风，深受许多书画藏家的青睐。他足不出户，就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求画。“我从来不要价，也不讲价，作品得不到等值的肯定，但是这又怎么样呢？我实在懒得因为这些无趣的事，也加入到追逐名利的洪流中，能求我画者就是有缘人。作品到底如何，历史和时间自然会有公正的评价。”

如今，侯马市新田广场文化墙、侯马市庙寝遗址公园浮雕、临汾市滨河公园九州广场和廉政广场文化墙、临汾市古城公园名人广场等等雕画，莫不是杨苇的作品。

杨苇一心埋头作画，闭耳不闻窗外事，却能赢得几多名气，赚得几钱碎银子，抚养妻儿，这让他很为知足。

“当然，你肯定不会知道我是一个电脑盲，甚至是一个电子产品盲。我不会上网也不会用邮箱，不会用手机的短信功能，只会接听拨打电话，若是需要记下朋友电话，我一般都是用笔写好，回家后让家人给输入手机中。”杨苇爽朗地笑着说，这或许就是他与这个社会“不融入”的最大弊端。

本报记者 高 辉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