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海鸥画

公立医院专家向基层、民营医疗机构流动，不仅带去精湛医术，还缓解了人才压力。但我省开展试点工作3年来，签约医生屈指可数——医生多点执业为何叫好不叫座

医生多点执业可以这样理解：比如我们的家不在省城，省城大医院的医生在每周满足了他所在医院出诊、治病、手术的情况下，到我们家乡的一所医院看一天的病，病人就不用大老远地跑省城来找他。这件事对患者有好处，对医生似乎也没坏处。可是，这样的好事看上去很美，现实中不一定美。

签约医生屈指可数

我省自开展试点工作3年来，签约多点执业的医生屈指可数。如此小的“动静”，远难达到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民营医疗机构流动的目的。显然，多点执业没有受到医生的青睐 。“现在，我还没有申请多点执业，看看情况再说。”省城某三甲医院的一位资深牙医，近年来利用休息时间，定期去一家合资诊所私做牙齿正畸。“在那行医不涉及人事制度，不像眼下的规定那么令人顾虑。”他说。

太原市建设路上的一家民营医院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院方表示，公立医院的专家到民营医院执业，不仅可带去精湛的医术，还缓解了民营医院的人才压力，专家的到来，肯定会吸引一部分患者，从而增加了医院的经济效益；就医生个人而言，也能增加收入，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院还没有多点执业的医生。”

据了解，为保证医生在其第一注册地点的医疗效果，我省规定医生申请多点执业前，要先取得现供职医院的同意，并在书面协议中明确医院、医生双方的权责。是否申办多点执业？多数医生在观望医院的“表情”。

“不积极、不踊跃！”省卫生计生委相关处室负责人说起医生申请多点执业总体状况时，一脸无奈。在有政策力推下的医生多点执业，仍未见起色。当记者在省内各大三甲医院了解情况时，结果相似：“无明显进展”“还在探索中”。

医生为何顾虑重重

“推行医生多点执业对民营医院来说，是件好事情，但目前的相关规定让医生们顾虑重重。”一家民营牙科诊所负责人对记者说，“又要经本院医务处批准，又要去卫生局备案，谁还去申办？我这儿的兼职医生多是知名医院的专家，他们外出行医都不愿意让原单位知道。”

记者采访中发现，对于医生多点执业话题，各大医院多数采取回避态度。“医院不会发自内心地支持医生多点执业。”一位私下在院外兼职的医生对记者说，现行的体制安排，是将医生与医院捆绑在一起。据介绍，目前我国医学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用人单位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以单位为基础实施的，教学、科研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型公立医院。医生在学术圈中的地位与所在医院的影响力密切相关。医生的成长离不开医院的平台，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也来自优质的人力资源。因此，多年来医院一直把医生视为自己的资产，医生多点执业如果全面铺开，医院将面临核心竞争力分流的风险。

从医生角度来看，我省知名神经外科专家王树荚分析，以我省推行的“多点执业”细则看，倾向于大医院医生下沉到基层，这种设计的确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试想，假如一名高级专家在医院每天门诊看20个病人，那么同时再注册一家社区医院后的情况又如何呢？医生在社区每天看病人的数量也许并没有得到明显增加，却因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要求——把常见病、慢性病留在社区，于是找专家看的病大多是感冒、发烧或者是慢性病开药，这势必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再比如，这名专家在大医院手术做得很漂亮，但在基层却可能找不到完成高难度手术所需的设备，即便借到了设备，也有可能因为和素不相识的助手之间缺乏默契而使手术的效果大打折扣。

“开放医生多点执业看上去是给了医生更多的自由，但从医院角度来讲，医院为培养一位高水平医生付出了大量经费和时间，为医生创造科研、教学和晋升条件。自己医院的医生外出执业肯定会分散在本院的工作精力。本院的医疗质量如何保障？一旦在外出执业过程中出现了医疗事故，谁负责？是否最后还得让‘娘家’帮着买单？”一位不愿具名的院长也道出了他的苦衷。

医学发展到今天，原来看似专家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对一服务模式，已经转变为一个团队对某个个人的支撑。离开了业已建立的辅助检查、手术配合团队，任何一个环节的纰漏和不力都可能影响执业安全和质量，这也是医生到陌生环境执业的顾虑所在。其次，专家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给不同机构的执业活动时，无法确保紧跟学术前沿，不免产生彷徨。

要改革人事制度，还要建立保障体系

一项惠民的政策为何这么难以推广？采访中，有百姓认为，多点执业，不仅仅可以盘活医疗资源，还有利于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的竞争，这种竞争对医改非常有好处。再者，可以引导医生回归“本性”，医生首先是一位医生，其次才是某个医疗机构的成员，这种观念上的改变，虽然有些理想化，短时间内也很难接受，但不妨先通过多点执业试一试。

目前，医生多点执业一直以来都处于“执业自由渴望”与“身份剥离困难”的矛盾状态中。尽管医生多点执业必定是医疗制度的改革、发展方向之一，但由于长期绑缚在医生身上的“单位人”绳索，使得这种蜕变始终难以破茧。去年，北京协和医院急诊室医师于莺宣布辞职，在微博上引发了有关医生自由执业的大讨论。在她之前，上海著名的“微笑医生”张强辞去血管外科主任职务。这种优质医疗人才主动与母体切割的行为颇具示范作用，除了是对现有医疗人事、管理制度的宣战外，民营医院也因此获得了优质人力资源，提升了影响力。

某三甲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丁新民认为，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他们这样的资本和勇气，毕竟整个体制对自由执业权的束缚仍然很多。比如，教学、科研资源集中在公立医院，比如评职称、养老金等问题。更关键的是，能否获得这些资源，不是取决于你是否是技术尖子，而是在于你是不是一个“公家人”。这些疑虑意味着要有效建立“自由执业”状态下单位与个体间的权责机制。他说：“目前约90%的国家均实行医生‘自由执业’，可供借鉴的经验并不少。在德、英、美等国，专门针对医生自由执业的‘制度跟踪’措施颇为具体有效，譬如，医生如出现医疗事故，其后果由雇佣方医院和医生共同承担；医院一般都给医生办了岗位责任险，发生医疗事故，由保险公司赔付。”

补齐短板，必须从制度上解放更多医师，不管是成为自由执业者，还是身为“公家人”的多点执业，总之要让医疗资源流动起来。这就要呼唤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进行，或是在现有人员管理上有所创新，并能制约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建立一套医疗事故保险体系，加以约束和规范。

本报记者 沈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