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花正在给学生上课。

在原平市中阳乡南神头村的大山深处，坐落着一所不起眼的学校，在这里，有一位乡村教师刘国花。她用自己的坚持，在乡村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十几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坚守三尺讲台。经她培养出的山里娃一个个步入象牙塔，而她也谱写出了一曲乡村教师生命不息、育苗不止的赞歌。

从四五十人到两人，村小学今年学生最少

刘国花所在的原平市中阳乡南神头村位于大山深处，上山的路蜿蜒曲折，一条勉强容纳一辆车通过的水泥路，让村民进城变得不再遥不可及。进入村中，鳞次栉比的房屋依山而建，三五成群的老人倚在屋檐下唠嗑。记者的突然出现，顿时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在一位热心大爷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南神头村小学。

11月中旬，山里已变得寒意十足。一阵风吹过，落在道路两旁的杨树叶哗哗作响，但是在南神头村小学的一间教室内，却弥漫着阵阵暖意。学校并不大，只有一排重新翻修过的屋子，屋前的两棵枣树上零星地挂着几颗干瘪的枣子。一间教室，黑板、讲台、炉子、一排桌椅，一间教师办公室，一间杂物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十多年前的四五十人到如今的两人，已经有14年教龄的刘国花始终坚守着这个“麻雀”小学，只为了村里的孩子们不跑远路去别处上学。

与许许多多的乡村学校一样，这里的班级是复式班，一个教室两个年级——幼儿班与二年级。十多年来，先后有120多个孩子从这里迈出了求知的第一步，但是刘国花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的三尺讲台。

今年34岁的刘国花，既是南神头村小学的负责人，也是唯一的代课教师。现如今，南神头村常住人口只有200人左右，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剩下的多是些老弱妇孺。近些年，有些外出打工的父母把孩子带在身边去读书，也有些在城里租房子陪孩子读书，留下的适龄儿童就都在南神头村小学入学。到了三年级，孩子们便转入山下的上封村学校。今年9月开学时，学校只收了两个学生，一个上幼儿班，另一个上二年级。

“1像铅笔能写字，2像鸭子水中游……”教室里，刘老师正在给幼儿班的李宇星上课，二年级的李海霞则趴在桌子上复习功课。教复式班是一件繁琐的事，二年级的学生先预习，幼儿班的学生上课；待幼儿班的教学任务完成后，学生开始复习、写作业，刘国花再给二年级的学生上课。

刘国花是土生土长的南神头村人，住在离学校不足两百米的地方。由于是冬天，她到校的时间总比学生们早半小时，因为她要在学生进教室前，把炉灰掏掉，点燃炉子；下午等学生们放学了，她再把炉子熄灭。

刘国花在这里坚守了14年，今年，是学生最少的一年。“2008年时，这里还有24个孩子，现在只剩下了两个。虽然娃不多，但是我还是按照教学进度给他们上课。”刘国花告诉记者，“由于村里穷，以前学生上学都在村里，全村30岁以下的村民都是我的学生，如今，他们的孩子也是我教。”

刘国花几乎足不出村，但在当地只要一提到南神头村的刘老师，周围几个村子无人不知。

从100元到零工资，毅然放弃从医梦想

1999年，刘国花高中毕业。母亲是村里的医生，从小受其影响，刘国花的梦想是当一名白衣天使，所以，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卫校。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村里的老支书刘长春找到她和村里其他几名刚刚毕业的女孩：“学校的邢老师快要临产了，你们谁能替她代课？”贫穷的山村，人才和钱财同样匮乏，村里能够给出的工资只有每月100元。

年纪尚小的刘国花对赚钱还没有太多的意识，看着老支书的着急与无奈，便自告奉勇地说出“我能”俩字。于是，她又重新回到母校，一接手便是代四、五年级的英语，一年级包班，另外还“捎带”幼儿班。

学校当时共有四位老师四五十名学生。学生多，课程多，刘国花从早到晚都泡在课堂上。转眼到了年底，统考过后，她所代的学生成绩都还不错。这时，校长找到了她，希望她能留下来继续代课。

看到离卫校开学还有段时间，刘国花心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自己又很喜欢孩子，于是，她选择继续留下代课。而这一留，便是3年。

2003年，村里困难到了连老师的百元工资都无法兑现的地步，更加不幸的是，老支书又因病去逝。村里的烂摊子一时无人接手。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组织的一次村民大会上，刘国花的父亲刘金良毅然决然地挑起了村支书、村主任的重担。“南神头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老百姓生活贫困，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父亲给出村民的承诺是修路、打井、办学、盖养老院。”刘国花说，“那一年，原平教育系统调整中小学布局，南神头村小学属撤并的对象，联校派来的教师都撤走了，四五年级因为缺少师资的问题也被撤走了，七八岁的孩子要到六七里远的地方上学，家长们一个个忧心忡忡。”

刘金良给出村民的答复是：“只要有我在，村里就不会没了学校。”村民们听到这样的承诺放下心来，但是，联校不派教师，外面有文化的年轻人又不愿来山里。谁来教孩子们知识呢？刘金良就让女儿刘国花继续担任村里的义务教师，不挣一分钱。自此，刘国花上卫校的梦想彻底泡汤了。而感恩的村民自发地为她集资2000元作为一年的工资。

2004年9月，南神头村小学即将退休的程全生老师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这下，学校就只剩下校长李建勇和刘国花两位教师。2008年5月，李建勇被查出胰腺癌，从此学校的大小事务全都压在了刘国花肩上。2009年3月，李建勇终究没能扛过病魔的侵扰，永远地离开了工作了30多年的讲台。在校长的追悼会上，刘国花说：“我要像他一样兢兢业业地把工作继续下去，让他走得安心。”

从受委屈到被关注，14载培养十余名大学生

李建勇校长走了，但是学校不能没人管。给孩子们上课、打扫卫生、带队去别的学校参加考试……这些无一例外地落在了刘国花肩上，她像老校长一样管理起了这所乡村小学和一波又一波的孩子们。

也就在那一年，联校开始发给刘国花每月300元的代教费。钱虽然挣得不多，但当她一次次看到孩子们优异的统考成绩时，心里是乐开了花。“泪水和汗水没有白流，娃娃们都很争气，这是我最大的欣慰。”刘国花说，“我这辈子没大出息，就盼着孩子们个个能有出息，他们有出息了，我也就出息了。”

由于南神头村小学在各科成绩、卫生环境等方面的优异表现，2010年联校全体教师表彰大会上，联校宋校长对南神头村小学进行了表彰。“由于一直没有正式编制，所以那次表彰我并没有得到与其他获奖教师一样的奖金和奖状。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失落，走出会场时我忍不住哭了起来。”刘国花话语哽咽。

从联校回来，倍感委屈的刘国花发誓一定要进入教师编制。她四处打听，恰巧太原幼儿师范学校招收应往届毕业生，年龄也从往年的25岁以下放宽到35岁以下，她下决心自费在职就读。

父亲听说女儿又要去上学的事，劝她：“你已经30出头了，又没有什么积蓄，算了吧。”刘国花心想，是啊，这十几年的工资加起来恐怕都不够学费。这时，刘国花的丈夫坚决支持妻子去深造。“报名、体检、学费，总共花了15000元，但是我感觉很值。”刘国花说道。

2011年，新上任的联校校长温卿华给予自尊心受挫的刘国花安慰。在他上任的第一次联校大会上，他重点关注了刘国花在工作上的困难。会后还询问她村子离联校这么远，她每次怎么参会。当得知丈夫送她来时，温校长执意要见一见她的丈夫。这一幕，让刘国花始终难以忘怀。

十几年来，离联校最远的她却没有一次迟到，周六周日她又会把开会落下的课给孩子们补起来。到了寒冬腊月，学校烟筒满了、炉灰太多、炭块太大的问题，都离不开家人的帮助。温校长得知她的困难后，立刻给她涨了一倍的工资——每月600元，并正式任命刘国花为南神头村小学校长。

“其实，工作这么多年，我最害怕的就是别人问起我的工资。即使现在挣到了600元，我还是碍于面子不愿意说。亲戚、朋友都有不错的工作与收入，他们一直给我打退堂鼓，还为我介绍更好的工作。但是，认准的事，我是不会改变的，责任心早已迫使我哪怕是零工资也要坚守到底。”刘国花说，十几年来，她培养出了十二三个大学生，“看孩子们一个个上了大学有了出息，那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从抑郁到阳光，“孤苦伶仃”背后的坚守与担忧

2012年7月，从太原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的刘国花正好迎来幼师入编考试。按照规定，尚未拿到教师资格证和毕业证的考生是不允许报名参加考试的。父亲为此事很是着急，便找到招考中心李主任讲述了女儿坚守乡村小学的事迹，李主任听后破例让她参加了考试。

刘国花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但是岁月不饶人，又由于基础差，她的分数离分数线差了13分。大家都劝她再等机会吧，但是她心里非常清楚，这样的机会对年过三十的她来说，已经不多了。

艰苦的条件，清贫的生活，超负荷的工作，使刘国花的身体亮起了红灯，她患上了抑郁症。严重的失眠影响了她白天的正常工作，甚至使她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不得已，刘国花去了医院。医生说抑郁症是一种富贵病，每月得300元至500元的药物治疗费。听完医生的话，刘国花默默地退了出来，因为她没钱买药。回到学校的她，还是日复一日地坚持上课。在家人的关心、学生的陪伴下，如今的她已渐渐走出了抑郁症的侵扰，逐渐找回了自信、阳光的自己。

随着陆续考上大学的孩子们越来越多，刘国花也越来越有成就感，不再为自己的理想抱负无法实现而懊悔。只要说起她的学生，她便神采飞扬，精神焕发。

刘国花拿着学生寄来的贺卡和照片告诉记者，去年，村里参加中考的8个孩子，被范亭中学特优班招了三名，原平一中特优班招了一名，李飞龙以高分考取了忻州一中，张娇也被太原幼儿师范学校大专班录取；近三年，陆续有学生考取了北京科技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晋中学院；刘占其被西安航空大学录取，成为村里考入军校的第一人……他们都是小山村的骄傲。贺卡上孩子们发自肺腑的心里话，成为刘国花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刘国花说，近几年，村里去城里务工的人员越来越多，很多老人都成为空巢老人，许多老人连手机已欠费都不知道，村里越来越离不开年轻人。“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但对于老人就显得异常困难。”

如今，整个学校只有孤苦伶仃的“娘仨”，记者不由地问刘国花：“每天孤独寂寞地呆在这里后悔不？”“从来没有后悔过是假话，但是看到学生，我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如果有一天，我这个代课老师要下岗的话，我还要让我的闺女延续我的教育事业。”

看着重新翻修过的校舍，教室里却只有刘国花和两个孩子，记者能感受到刘国花的坚持，但也更明白她内心的辛酸以及对未来的担忧：乡村教育的前路在哪里？那些需要接受教育的留守学龄儿童又该何去何从？

本报记者郭鹏/文 通讯员刘琛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