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拿着韩国之行的纪念品杯子，上面写着“share　hope　and　love　(分享希望和爱)”

小龙把QQ签名改成了“飞得更高”　小蕊用导游教的韩语频频和商场售货员打招呼　小灵珍藏了几颗韩国糖果，她想给已去世的妈妈

小灵钟爱“闪亮”的小饰品，她的手机、日记本、相框都贴满了各种夺目的“水钻”。这次从韩国回来，大家都以为她肯定买回更多更加“闪亮”的韩流饰品，她却摇摇头。她的行李包中只有一件“闪闪”的饰品，是用水钻堆砌而成的“红丝带”徽章。“我就戴过一次，不敢戴了，怕磕掉了。”这枚徽章是她这次韩国游学的纪念品，是用塑料仿真制作的“水钻效果”。

10月下旬，由中华红丝带基金主办资助，我国的11名艾滋病患儿第一次踏出国门，到韩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游学计划。山西省临汾红丝带学校的3名艾滋病患儿成为其中的成员。

谈起前不久结束的韩国之行，这些孩子依旧懵懵懂懂，第一次出国的他们记得更清楚的是“哪个同学出丑了，哪顿饭最好吃”。“我想给妈妈讲韩国的事，她原来最爱看韩剧了……”小灵“珍藏了”几颗韩国的糖果，一直没有舍得拆包吃掉，她想要给妈妈，但和学校的其他孩子一样，小灵因母婴传播感染了艾滋病毒，母亲早已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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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说他都没有坐过飞机，去过外国，我现在都能去了。”看到自己能让父亲感到骄傲，小蕊很激动，她印象中，这种暖意浓浓的感觉已经很多年没有了。

孩子们总是小心翼翼保护着自己的“隐私”，统一发的“红丝带”徽章，孩子们都“不约而同”卸了下来放进包中。“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的童年伴随着‘艾滋病’的阴影，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共享美好生活，感受社会温暖，像普通孩子一样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A　飘出国门的“红丝带”

11月6日，冬日的阳光给红丝带学校的操场辟出了一块“天然温房”，老师们急忙把孩子们洗完的衣服在这里晾晒，刚刚从韩国游学回来的3名孩子正在抓紧时间补他们落下的课程，去韩国的带队老师刘丽萍正在忙着给学校的午餐购置蔬菜。学校的黑板上提示着：还有一周就要进行期中考试。

突然，一名老师急匆匆跑了过来，“刚来的孩子病得不轻，出血了。”听到这话，刘丽萍急忙放下手中的蔬菜，向学生宿舍跑去。在这所学校中，“出血”是件严重事件，这里的孩子都是艾滋病患儿，出血一方面表示病情严重，另一方面又可能造成艾滋病传播。

刘丽萍将运送蔬菜的汽车腾空，拉上患病的孩子送往医院。对她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异样，因为她也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同时是临汾红丝带学校的生活老师，艾滋病公益宣传志愿者。“当时听说要带孩子们出国，最怕的就是像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把患病的孩子送到医院后，刘丽萍谈起了韩国之行前的顾虑。事情缘起于2013年7月底，当时中华红丝带基金邀请104名来自安徽阜阳和山西临汾的受助儿童参加主题为“欢乐北京行”的夏令营活动。临汾红丝带学校的艾滋病患儿全部参加，夏令营结束时，分别代表两个省的孩子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结果是由爱心企业赞助，从104名儿童中选拔出表现优异的孩子赴海外进行短期游学。

经过再三选择，学校决定挑选小班的孩子前去，由刘丽萍老师带队，既当老师，又当医生，带好孩子们要吃的抗艾滋病药物。“小班的孩子一是年龄小，听话好带，不怕跑丢；二来学习压力不大，大班的孩子今年就要中考了。”孩子们定好了，出国手续又成了一个大问题，由于大部分孩子的母亲已经去世，有的甚至是孤儿，没有母亲的户口就办不了护照。“小班本来可以去4个人，结果因为办不了护照，最后只去了3个。”小灵、小蕊、小龙是最终确定的游学名单。“我奶奶听说去韩国，专门跑来一趟学校，她不知道韩国有多远，以为一走就会挺长时间呢！”12岁的小蕊如今和奶奶相依为命，母亲传染给她艾滋病后与父亲离异，父亲现在又组织了新的家庭，和她很少来往，直到要出国的前三天，她才见到了父亲。“那天我在学校，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你爸来了！’我都不相信。”一扭头，小蕊说当时自己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她语速很慢，声音有些低沉，这是她一年来第一次在学校见到父亲，半年前她过生日，父亲都没有来，有一些同学私下嘲笑她说“你爸已经不要你了”，她出言反驳，但心里不免有些担忧。“我爸说他都没有坐过飞机，去过外国，我现在都能去了。”看到自己能让父亲感到骄傲，小蕊很激动，她印象中，这种暖意浓浓的感觉已经很多年没有了。

出国的前一天，3个孩子无一例外都失眠了，小龙把自己的QQ签名改成了“飞得更高”。

B　出国的美好和恐惧

小蕊是学校里公认的“小美女”，在踏出国门的这一刻起，她就充分享受着别人的赞赏。这次游学韩国的接待方是韩国艾滋病防治的公益组织，全程导游、工作人员对这些艾滋病患儿比一般孩子更多了些关爱。

小蕊的家在山西运城的一个小村子里，平时放假，她总是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从没出过远门，她的梦想是当一个舞蹈家。一个月前，小蕊惊喜地得知，自己可以去韩国了，她想起了好多自己喜欢的韩国明星，她说做梦都梦到了他们。到了韩国后，小蕊却很失望，韩国街上的男男女女离她梦里的差距太远了。一路上，小蕊和随行的孩子们唧唧喳喳讨论个没完，终于在韩国首尔的一个大商场里看到了她印象中韩剧里的明星样子。这是一个化妆品专柜的售货员，小蕊拉着小伙伴来来回回跑过去看了好多次，每次那个售货员会甜甜地对他们笑着打招呼，小蕊就用导游教会的韩语“啊你哦塞哟（你好）”来应答。一时间，引得孩子们都一个个过来打招呼，成为商店的一个“热点”。“她肯定不知道我是艾滋病感染者，如果她知道了，估计就不会陪我一遍又一遍笑了。”谈起艾滋病，小蕊又低下了头。孩子们总是小心翼翼保护着自己的“隐私”，统一发的“红丝带”徽章，孩子们都“不约而同”卸了下来放进包中。到韩国的艾滋病公益组织去访问，孩子们也不主动去拿放置的饮料、水果，“怕人家嫌我们是艾滋病感染者”。

这种恐惧一直都在，在韩国首尔游学期间，主办方带领孩子们与老师一起到艾滋病治疗医院去访问，“一看到白色的房间，还有那药的味道，我就特别特别难受。”小灵的恐惧在那一刻爆发，老师们还正在和医生交谈，小灵已经“逃”出了房间，紧跟着几个孩子也都“逃”了出去，“我总觉得医生和医院的样子很可怕。”

对于孩子们的这种反应，刘丽萍感到有些诧异。据她描述那天孩子们的表现让韩国的医生都惊呆了。在平复了心情后，小灵告诉记者，医院和医生让她想起了几年前的妈妈，妈妈去世前就是那样的场景和味道。在红丝带学校的这些年，孩子们渐渐把艾滋病与致命疾病分隔开来，忽略了它的残酷性。韩国医院的环境、气味唤醒了这些孩子的记忆，让他们又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

事实上，几个孩子回忆起韩国之行，最快乐的时光恰恰是隐去“艾滋病感染者”身份的时光，小龙回忆说，不管是导游的热情，还是几个艾滋病活动时志愿者的关心，都没有他们那次玩“打水仗”开心。在首尔某一个商场的楼下，大人们都在购物拍照，几个孩子就在商场前的喷泉玩水打水仗，小蕊在喷泉前还跳起了舞，周围的人没人知道这些孩子是艾滋病感染者，没有人在意他们，没有人刻意鼓掌，也没有刻意躲开。孩子们觉得“那十多分钟，真是太好玩了。”

C　从“圈养”到开放

艾滋病人怎样融入社会，是伴随艾滋病治疗救助相关的社会课题。临汾红丝带学校创立至今，在精心照顾孩子的同时,也受到一些质疑。有人认为，将艾滋病患儿“圈养”隔离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加重了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对孩子们个体来说，他们也认为自己和其他孩子不同，更加难以融入社会,对他们成长不利。

临汾红丝带学校校长郭小平对此无奈地说：“并不是想这样（圈养），是不得不这样，红丝带学校至少能先保障艾滋病儿童的就学问题,并使他们免遭歧视。要不然，这些娃就没学上。”令他困扰的是，明年大班的孩子就念完初中了，他们有可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升入高中吗？

目前我国还没有接受艾滋病感染者上高中的成熟例子，孩子未来如何融入社会，郭小平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外出活动”找机会突围。近几年，临汾市红丝带学校多次组织孩子们去北京、海南、香港、上海，到这次出国，每一次孩子们的远行，既是开拓眼界，也是一次融入社会的实践。主办这次艾滋病患儿海外游学的中华红丝带基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的童年伴随着‘艾滋病’的阴影，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共享美好生活，感受社会温暖，像普通孩子一样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他们希望社会各界多提供给这些孩子与社会接触交流的机会，让孩子们不仅开拓眼界、增长知识、提升能力，还可以坚定信念，勇敢地、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未来。”

在韩国的最后一天，孩子们去了朝韩边界的朝鲜战争旧址参观。在一条废弃的战争地下坑道旁，导游开玩笑说，如果一直走可以走到对面朝鲜去，小龙就一直往下走，“越走越黑，人越来越少，后来就我一个人了，前面的路更窄了，像一个黑黑的洞。”小龙站在那里，犹豫不决。这时背后传来了小蕊、小灵、刘丽萍老师以及其他孩子呼叫他的声音，在坑道里嗡嗡作响。他扭头一看，那一片泛着暖黄色的阳光包住了视线，他折返回人群中。

（小灵、小蕊、小龙为化名）

本报记者　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