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兵在翻阅《炮楼里的女人》一书。本报记者王建科摄

撰写并向日本政府递交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份侵华日军性侵控诉书。随后，一场长达15年的跨国诉讼展开。乡村教师张双兵——

9月4日，“中国实名控诉侵华日军性侵第一人”万爱花在太原去世，享年84岁。老人的葬礼，由来自盂县的乡村教师张双兵主持。

老人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没能亲眼看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而使老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张双兵努力下，中国幸存的慰安妇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尊重和关爱。

60岁的张双兵，是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1992年，他亲自写下并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份侵华日军性侵控诉书。随后，一场长达15年的跨国诉讼展开。包括万爱花在内的16位老人，曾拖着孱弱的身体，在他的带领下远赴日本出庭。30年时间里，为了给这些老人们争取应得的尊严和必要的生活保障，张双兵四处奔波；他先后走访了123位老人，编写成中国第一部慰安妇口述史书籍——《炮楼里的女人》。

他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A、20年民间调查

1982年2月，张双兵因工作需要，调到高庄村学校任教。一天，在路边的麦地里，他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跪在地上收麦穗，非常痛苦地干着活儿。张双兵的媳妇是这个村的，经打听，他了解到，老太太叫侯冬娥，年轻时，因为长得漂亮，人们都叫她“盖山西”。同时，他也了解到一些侯冬娥曾为“慰安妇”的经历和如今的艰难生活，他想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我去找了侯冬娥，但她没有回应我想知道的事情。看到她有顾虑，我也暂时打消了想探究事情真相的念头。”

10年后的1992年6月，张双兵在《山西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侵华战争赔偿的报道，“我看了一下子就想到了侯冬娥。十年前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这次我一定要帮助她讨回公道。”

他拿着报纸，找到侯冬娥，再次希望能询问出老人过去的经历。在探访的第十天，侯冬娥大哭了一场，将那段“实在不愿意提”的经历讲给了张双兵。

有了侯冬娥的叙述，刘面焕、冯转香、万爱花等老人，也对他讲出了深藏心底40多年的伤痛。

为了保留这些 “活的证据”，张双兵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对 “慰安妇”的悲惨历史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搜集和整理。从山西到邻近省份，他走访了123位老人。

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张双兵要去的大多数地方没有交通工具。靠着两条腿和自行车，他走遍了盂县、阳曲、武乡、沁县以及河北的平山县等地。一年夏天，在完成走访后回家的路上，他差点儿被洪水冲走。

30年时间里，为了给老人争取应得的尊严和必要的生活保障，张双兵四处奔波，背上了十几万元的外债，同时也牺牲了自己和妻子的健康。

如今，张双兵依然坚持每月至少看望两次老人。他微薄的工资，几乎都花在了车费和接济老人的生活上。

如今，张双兵走访的大多数老人都已离世，在世的只剩19位。最近去世的，就是万爱花老人。

B、15年跨国索赔

“我了解了这几个人的资料，然后整理成申诉书，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给日本政府，提出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当时，张双兵用了10天时间，将老人们的哭诉整理出来，形成了“中国大陆受害女性递给日本政府的第一份控诉书”。

1992年7月8日，《参考消息》刊文《中国大陆受害女性首次向日本索赔》。“一开始想得很简单，《参考消息》报了出来，我以为日本政府会给老人答复。之后，我们非常压抑地等了一年，以为会有人来调查核实，但还是没有回答。到了1993年10月，我想，既然日本政府不回答，那就打官司吧。”他回忆道。

相对于日本政府的毫无回应，控诉书却引起了日本一个民间律师团和支援团的注意。

1994年，日本律师找到张双兵，一起在山西调查取证。经多番努力，日本法院终于正式受理了4位中国慰安妇的索赔请求。

随后，几乎每年，张双兵都会组织受害老人赴日开庭、开控诉会。十多年来，张双兵先后组织3批老人对日诉讼。1995年，4位老人起诉；1996年，两人起诉；1998年，10人起诉。这16位老人的起诉都经过了3次判决，全部败诉。

2007年3月18日，张双兵和老人们等来了日本方面 “最后的判决”。对于意料之中的“败诉”，他“很悲哀”。

日本法院最终的判决承认了历史罪行，但不予赔偿。对此，张双兵不能理解：“不予赔偿，就是不想承认罪行，而且没有道歉。”“面对屡屡败诉，我也曾经对未来产生过怀疑。我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图个啥？但是转念想想那些被战争摧残的老人，恢复名誉对她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她们要为自己洗刷耻辱，争回属于自己的尊严，讨回本来的公道，在晚年得到一点点的欣慰，这难道不值得我为之继续奋斗吗？”

C、“为她们负责到底”

10月25日，张双兵在他村中的老屋中接受记者采访时，妻子是前一天刚出院回到家里的。他对记者表示，会将索赔道路继续走下去，“没得到赔偿，我们会随时起诉。”

他告诉记者，在中国大陆，北方的慰安妇集中在山西；在南方，海南省有十几位。2000年前后，也由民间人士牵头起诉，同样败诉。在台湾以及朝鲜、韩国的慰安妇，也多次起诉，其结果仍然是败诉。

15年的诉讼虽然最终落败，但老人们普遍困难的生活处境，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从2007年至今，张双兵在等待时机进行再次诉讼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决老人生活问题方面。

因为张双兵的调查和呼吁，使社会了解了这些老人们的境遇和生活状况。从他知道的情况看，老人们的生活普遍有了改善。

从1995年开始，来自日本、中国港台等地区的慈善组织和人士，定期给老人生活上的资助。大陆地区的地方政府和爱心人士也会不时登门，为老人送去救助财物。

对于这些关注，张双兵并不认为能彻底解决问题。“有广州的外企职员，也有大学生。大多是个人行为，力量不太大。大家也是各有各的工作，很忙，每次来去匆匆。”

现在，张双兵和绝大多数过世老人的子女都保持着联系。对今后，张双兵说：“第一，帮助受害老人及其儿女，再次走出去，打官司、索赔；第二，让老人的医疗费、生活费得到保障。”

张双兵说，自己最想感谢的，是媒体和律师。他希望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呼吁：“为了逝去的老人们，我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把这个事情一起做下去。”他表示，即使没有人与他并肩，他依然要坚持下去。“已经做开了，就做到底，为她们负责到底。”

本报记者 王建科 本报通讯员 胡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