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怀栓（受访者供图）

一件事改变了杨怀栓的人生轨迹。在那件事之前，他在县城搞家电维修，生意红红火火。如果顺着那条路走下去，他的人生轨迹不会与教师有什么交叉。

1984年腊月，他返乡过年，见村里的孩子都在漫天野地里疯跑，一问才知道，外地老师嫌这里山大沟深，生活太苦，不愿呆下去。那时候，孩子已经三个月没上课了。杨怀栓心里一阵酸楚。几经思索，他毅然放弃了县城的好生活，回乡做一名教师。

从此，村里小学校园里又传出清脆的钟声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1986年，杨怀栓来到了全乡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草庄凹寄宿制小学。那是一所单人校，离家15公里。没有教具，自己做；没有经费，就和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收集树种、采药卖钱。他要把该校办成全县一流的寄宿制小学。

1987年6月，连续几天阴雨。由于居住环境潮湿，再加上长期劳作，一天夜里，他突然腰酸腿困。强忍到天亮，起床时他突然觉得下肢竟不听使唤。到了上课时间，他扶着墙挪到了树下，敲响了铁钟。但就在钟声响起时，他再也支持不住，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经医院诊断，杨怀栓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这种病治疗费用大，难度大，对月收入只有45元的杨怀栓来说是天文数字。他不得不放弃！但他没有想到，这一放弃也同样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

从那以后，杨怀栓再没挺直过脊梁。由于颈、胸、腰、双胯等处的关节越来越僵硬，1.72米的汉子竟然萎缩到了1.55米。

放弃治疗的杨怀栓只能靠一包又一包的止痛药来减轻身体的痛苦，以往滴酒不沾的他，有时不得不喝上几口烈酒来提振精神。

1988年8月30日，新学期开学的前一天，杨怀栓让几个本家兄弟抬着来到了学校。学生和家长们闻讯赶来，列队欢迎。杨怀栓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由于上体严重弯曲，杨怀栓失去了坐的“权利”。站着吃饭，站着备课，站着批改作业。由于双胯关节僵直，他双腿也开始萎缩，下肢已完全并在了一起，健步行走已成为回忆，只有一挪一挪地行走。宿舍和教室仅10米的距离，他要“蹭”着走6分钟。到最后，杨怀栓连上床睡觉都感到十分困难，不得不借助一根一米长的木棍把衣服裤子脱掉。

疾病缠身的杨怀栓上讲台非常困难。他要先用手扶着讲桌，右腿向后弯曲抬起，然后身体转动90度，右脚才能踩上讲台。想转头也必须整个身子费劲地全转过来。为了不影响在黑板上书写，他特意给自己做了一个小板凳。他说，只要到了讲台上，他就会忘掉所有的痛苦。

不能坐就站着，不能躺就靠着。下课后，在办公室兼卧室的床头靠一阵子，就是他最好的休息。时间长了，木板床头被磨得油光水亮。

当地的乡亲被他深深地感动着。没水吃了，大家争着去挑；没菜了，人人都会送来；谁家有好吃的了，都会想起杨老师……每当播种、收割季节，村民自发组织起来，义务去他家里帮忙。

村民们同样感动着杨怀栓。他用他的行动回报着。为了备好每天的课，他牺牲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在草庄凹学校任教的11个年头，他才回过两次家。山里人家住得散乱，孩子们上学大多需要翻山越岭，一趟就是四五里。赶上天气不好，来回不便，杨怀栓就成了准爸爸，经常是做上晚饭让孩子边吃边等家长来接，实在走不了，就一起挤在床上打“通铺”。

由于贫困，山里的孩子时常面临失学的可能，自己的学生一个都不能少，不管孩子家住多远，路多难走，他都要上门去做思想工作，先后劝说十几位孩子复学，为此，他从微薄的民办教师工资中垫付学费上千元。

从教29年，杨怀栓辗转于6所学校，其中4所都是单人校。杨怀栓说：“我已习惯了教书育人的生活，我会永远留在这里，但我最高兴的却是看到我的学生一个个靠知识走出这里。”

孩子们忘不了杨老师。1999年国庆50周年之际，杨怀栓用在校园里捡了半年多的废纸换来的7元钱买了块红布，参照国旗的尺寸，精心制成了一面国旗。孩子们庄严地举起右手，那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升旗仪式。

宋志强 樊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