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女工虽7年执著维权，但也已身心疲惫。

宋萃萍的咳嗽老毛病有所好转——不像前几年那样，一咳起来，胸口撕裂般疼痛。“我从去年2月被惬尔水业有限公司辞退后，一直在家休息，并服用中药，缓过劲儿来了。”在水厂的9年，她“度日如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工资低，无节假日，无防护措施……”

从2006年以来，一次次维权投诉，由最初的7位女工到如今只剩下宋萃萍和靳秀壮还在坚持。2013年5月9日，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涧河法庭又对双方进行了一次调解，因双方赔偿金额达不成一致，调解以失败告终。

这是我省女工通过法律维护自己劳动权益的典型案例，也是女工劳动权益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性读本。

进厂写下的爱厂保证书

“在一个不断劳动的时代，劳动已经腐朽，劳动者失去了生动的脸庞。”这是《南方人物周刊》专栏作者王书亚的一句感慨。对于这句话，处在第一线辛勤劳动，却遭遇维权艰难的宋萃萍等人深有体会。

2003年夏，太原市惬尔水厂（现山西省惬尔水业有限公司）在太原市杏花岭区中涧河乡枣沟村建厂，遂面向全太原市招工。宋萃萍是枣沟村村民，看到这则招工启事，她喜出望外。随后，宋与40余名女性农民被录取。录取后，上工前她们写下了一纸“保证书”。

那年8月的一天，宋萃萍在保证书中写道：“我保证爱厂如家，全力维护企业形象，不给企业添麻烦、抹黑……”这个“保证书”在现在看来，好像更近乎于一个讽刺，“当个人权利得不到伸张，盲目维护显然有些滑稽。”但其时的宋萃萍却因此自豪，“我是写得最好的，分数下来，我得分最高。”

没有提到工资报酬，但她们还是为拥有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而暗自窃喜。第一个月发工资时，每个人拿到了300元钱。宋萃萍认为工资太低，当时找份打扫卫生的工作也有700多元。“厂子刚建，等正规了，工资就会涨起来。”女工们私下议论。

宋萃萍告诉记者：“车间里没有明确分工，谁忙完手头的活就去干其他工序。吹瓶子、装水、封口、装车、卸桶、清洗塑料容器等等工序，都由一线女工完成。”

“赚钱不多，几乎没有节假日，双休日从来不休息，只是春节前后有4天假期。”宋萃萍丈夫杨爱生抱怨，儿子回到家中吃不上饭，妻子有时晚上加班凌晨一两点才回家，回到家中就瘫倒在床，累得什么也干不了。

杨爱生回忆，自打工作以后，妻子经常性咳嗽，夜里咳个不停，属于“大口大口吸气，然后咳得喘不上气来的那种”。2005年的一个深夜，宋萃萍高烧到39摄氏度，杨爱生骑着摩托车将她送到了太钢职工医院，连续输液几天，方降下体温。杨爱生不止一次劝说妻子辞职，“她舍不得这份工作，她说厂子很有名气，说起来在‘惬尔’上班，名声好听。她还说单位肯定会加薪的，领导说过。”

这一等就是三年。

“每有怨气时就想，我写过保证书，绝不给企业添麻烦，不给企业抹黑。”为了这份承诺，宋萃萍坚持了三年。2005年年底，她的咳嗽病，喝药输液也不再奏效，手脚总是冰冷的，回家捂着被子，两三个小时才能暖过来。身体上的病痛，使得她终于醒悟：不能以健康的代价去兑现这份承诺。

流水线上的高强度劳作

论起资历来，靳秀壮比宋萃萍晚去两年。她的主要工种是吹瓶子，“也频繁地去清洗塑料瓶子”。

“辛苦！”靳秀壮这样形容，“吹瓶子需要红外线加热瓶胚，在红外线机器的炙烤下，热得让人窒息，尤其是夏天，手上身上起满疹子，奇痒无比，一抓就流水。还有工友经受不住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工作期间晕倒在地。”

“用臭氧水消毒液清洗瓶体，更是一件痛苦差事。”靳秀壮比划着胸口，用力咳了几声，“呛啊，呛得人眼泪直流。臭氧放得少，达不到消毒的效果，放得多，一吸气整个呼吸道灼痛。大多女工都有不同程度的咳嗽，咳出来的声音，常把家人吓一跳。”

因是随后进厂的新人，每当货车驶入厂区卸桶装桶时，靳秀壮都表现得很积极。“卸桶容易，装桶难，一大桶一大桶的水，扛到车上装完，还回车间干活。如果是销售旺季，加班加点更是常事。一条生产线，忙完这里忙那里，一刻也不能歇着。环境还很恶劣，就拿清洗车间来说，水有几厘米深，我们常年穿着雨鞋在水里趟。我患上了风湿性的腰腿疼，一夜夜疼得睡不着觉。”

没有劳动保险、养老保险，没有双休日，没有享受过正常法定假期……“我们日复一日忙碌地工作在生产线上，日产好几千桶水，却得不到应有的劳动保障。”靳秀壮痛陈。

2006年，等不到加薪的女工们鼓足勇气找到了领导，提出“这种劳动强度，理应加薪”的诉求。同年6月22日，有女工在太原市政府举办的“政风行风评议”热线中向太原市劳动局局长进行了投诉，她们还到太原市劳动监察部门反映自己的情况，希望能得到合理的劳动待遇。投诉中，她们频频使用了一个名词“血汗工厂”。

各方面干预下，山西省惬尔水业有限公司第一次加薪，将月工资增加到450元左右。2010年，经过几轮投诉的女工们，争取到了每月800元的工资。

由于种种原因，公司舍弃了瓶装水生产，生产桶装水。30多位同事陆续辞职或被辞退，最后，生产线上只留下7名女工，“少哪一个都开不了工。仍然没有节假日，常常加班，没有加班工资，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选择继续忍受，还是继续申诉？成为7名“创业元老”的难题。最终，她们选择了后者。

劳动仲裁后的法律求助

女工们没有想到，接下来的投诉，将让她们彻底失去这份工作。

2012年2月21日，7名女工走进了太原市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惬尔水业有限公司没有与之签订劳动合同的违规情况。她们要求公司就太原市最低工资差额、加班费以及社保问题，给予补偿解决。

次日，公司口头通知解雇其中几人。“我们几人去找领导，我们说‘一码归一码，我们投诉是为了能赢得公平的劳动待遇，我们不想离开厂子’。”说到这里，宋萃萍显然异常失落，沉默了好几分钟。

失去工作的宋萃萍索性赋闲在家，专心维权。2012年5月22日，除了宋萃萍和靳秀壮，其他5人与惬尔水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公司支付13000元，不再向公司和其他部门就此事主张任何权利。”5人接受了补偿后，退出了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

2012年6月，太原市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队也向宋萃萍、靳秀壮两人作出答复：“已责令该单位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班工资差额4041元，最低工资差额564元，加班工资赔偿金2020元，最低工资赔偿金282元。”

“尽管多年来欠发加班费以及低于最低工资用工的情况已经处罚，但我们主张的其他权利没有得到真正的维护。”两人锲而不舍地提起了劳动仲裁，申请“惬尔水业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55500元，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8820元，要求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办社会保险。”

这同样是个漫长的等待。2012年12月20日，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定“惬尔水业公司支付申请人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330元，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事项。”

由于长期生活在压抑氛围中，宋萃萍臀部长起一个鸡蛋大小的肉瘤，日夜疼痛难忍，却因家中贫困，不敢前去检查，“生怕检查出什么大问题，一个家就垮了……”丈夫杨爱生是位残疾人，妻子有病在身，他只好代替妻子频频出面，参与到了这场纷争中来。

2012年12月底，他代表妻子与靳秀壮就这起劳动纠纷在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双倍工资53460元，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7840元，要求被告为原告补办保险。”靳秀壮坚信诉求很合理，会得到法律的有力维护。

28万元赔偿水厂难承受

2013年5月8日下午，杨爱生接到了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涧河法庭的电话，通知他隔日上午到法庭进行调解。“你说个数。”庭长开门见山。

杨爱生说：“我让点步，就28万元吧。”这句话使得法庭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去年我们投诉了，我老婆说给两万元处理，你们不同意；后来你们又说要处理，我老婆说那就三万元吧，你们先是不同意，过段时间又说要给三万元；我老婆说‘这么长时间了，我们跑来跑去，最少5万元’，你们又拒绝了。我说28万元，就狮子大张口了？反正我也起诉了，按照我起诉的，你们判决就可以了，不行，我再上诉。”

公司代表出声了：“第一，我们承担是有法律依据的。第二，28万元我们付不起这么高的数额。”

中午时分，几拨人走出了法庭，面色均凝重不悦。

这次调解完结后，靳秀壮说不上的纠结：“我只想按照法律来，该给我多少我要多少。”

5月14日，山西省惬尔水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申竹青接受了记者采访。资料显示，惬尔水业有限公司之前为控股单位，隶属于山西太原自来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2010年10月，申竹青被任命为总经理。2011年10月该公司承包给申竹青个人经营。

“这个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我们态度很诚恳，每次调解，我们都积极参加。至于厂子存在的一些问题，劳动仲裁事实认定清楚，质监局、劳动局都进行过解答和处理。我们没有抵赖，没有推卸责任，任何时候我们每叫必到。他们从劳动监察告到法院，前几天调解，他们要28万元。我们咨询了律师，按照法律也就是几万元的补偿，28万元，出入太大，我们承担不起。”

“对于工资低于太原市最低工资，2003年，新劳动法还没有颁发之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但是2003年工资低，2004年你可以选择不干。现在，我们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法院判决我们承担多少，我们就承担多少。”申竹青解释。

调解失败，两名女工的心情蒙上了一层灰，她们反省着调解中的一些失误，内心滋味复杂。5月15日，宋萃萍在给孩子做饭，她说有些累了，不想说太多。“法律判决？不知道结果。但我知道，既然这样走了，就走到底吧。”

靳秀壮迷茫地看了她一眼，没有搭腔。

本报记者 高辉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