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霞/图

都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前不久，省城一市民牙疼，跑遍了包括山西省人民医院在内的3家三甲医院口腔科，排队很长时间挂不上号；好不容易挂上了号，她发现，一个小小牙疼，居然会花费两三千元。在给本报反映这一现象时她说，小小老百姓看个病，不仅仅是花费多，关键是麻烦，哪里都是排长队，看个病真难。

补个牙怎么就这么贵？但凡去口腔医院或科室就诊过的人，几乎都会心存疑窦，频发感叹：看牙难、看牙烦、看牙贵。一方面是患者抱怨那一长串看不懂的明细账单的昂贵，另一方面是医生抱怨患者不了解治牙涉及的高成本和高技术含量。看来，一颗牙，还真不简单。

百姓无大事，小事见真章。本报记者走近牙医走近患者，试图解开一颗牙的秘密，同时释放一下百姓对于看病难看病贵的情绪，逼近实事真相。

患者疑惑：诊费贵得不明白

虽然看牙的费用可以刷医保卡支出，但作为一个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普通员工，刘女士的医保卡上只有区区两千多元，8次医院补牙下来，卡上金额便几乎用去了一半，以后再有别的病怎么办？她简直不敢想。

刘女士更想不通的是：“十几年前自己补牙，只去了医院一次，大夫用的一种银灰色的什么粉剂，虽然不好看，但因为是最里面的嚼牙也无所谓，只花了十元钱，还特别结实。”而这次同样是最里面的嚼牙，用的材料虽是白色的挺好看，但未免太贵了，自己宁愿用难看的材料。可大夫根本不会给患者自由选择的权利。

同样是补牙，相隔十几年，为什么差别如此悬殊？刘女士觉得，现在的医院就像药店卖药一样，为了创收，故意不使用那些物美价廉的药品耗材。

但至少，补牙、牙周病治疗和洗牙已被列入了医保范围内，如果和自费的项目相比，补牙的支出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大同某企业退休职工马大爷来省城女儿家住，女儿领着他去一家私人诊所做了一副假牙，1800元的价格让老人埋怨了女儿很久：十年前他在大同做一副假牙的价格是四百元。女儿告诉他，这家诊所是熟人的亲戚开的，如果去大医院比这还贵，同样的档次可能要三千元左右，最贵的有五六千元的，还要排长队花挂号费，并且它不属于医保范围，不能刷卡。马大爷沉默了。

在广告公司工作的苏女士对自己的外形要求较高，去年她决定矫正自己稍显不整齐的牙齿。在多方咨询比较之下，她选择了省城一家口腔专科医院，并且挂了收费数十元的专家号——据说是全院技术最好的一位。专家说，整口矫正器因材料不同分别有九千元、一万二千元和一万八千元三种选择，当然是越贵的效果越好。“实际上已经没有人选择万元以下的项目了。”

苏女士选择了最贵的。矫正过程需要两年，目前完成了一半，每月复诊。至于矫正效果，苏女士尚比较认可，但她觉得不舒服的有两点：一是明明自己挂的专家号，按说每次复诊也应该由这位专家诊治，但只有在第一次就诊时得到了专家本人的诊治，此后就都由专家指定的年轻大夫接诊了；二是自己已花了这么多钱，但每月去复诊时仍然需要交挂号费，她觉得很不合理。

牙齿矫正主要对应三个主要群体——少年儿童、中青年、老年，以中青年最为集中。在省城某知名三甲医院口腔科室，少年儿童的矫正费用通常为一万二千元左右，中青年通常在一万到两万元之间 （以上为整口矫正价格）。

但牙齿矫正仍不是最贵的。缺牙的全冠瓷修复，一颗就要1800元到3800元；种植牙即使用国产材质，一颗一般也需要7000元至10000元，远超普通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此外，还有市民认为医院有“故意引导消费”之嫌。李女士从广播中听到某口腔医院免费为儿童进行窝沟封闭的消息，认为是和吃小儿麻痹糖丸一样的政府惠民措施，兴冲冲地带了孩子去做。结果只免费封4颗，而要全面保护的话应该封12颗，每颗40元，李女士只能再付另外8颗的费用共320元。

看牙病贵，贵得不明白。

医生剖析：看牙贵在成本高

大学口腔专业毕业的王兰回忆：“1996年我在一家大型企业医院实习，那时补牙很便宜，从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补牙价格主要取决于充填剂材料和龋齿的数量、部位及龋病的病变程度、治疗的难易程度。十多年来，材料变化很大。拿补牙充填剂来说，前些年主要有银汞合金、玻璃离子。前者优点是耐磨性好、强度大、价格便宜，适合后牙充填；缺点是颜色差（银灰色），固化过程中有膨胀现象，容易导致牙齿劈裂，而且不环保，存在重金属污染环境等问题，所以现在已被很多医院淘汰。后者颜色较好，与牙齿有一定的黏结性，有利于保护牙髓组织，防止继发龋齿；缺点是耐磨性不好，所以多用于儿牙的充填。另外，如今物价上涨，那些材料即便在今天也不是当年的价格了。”

王兰认为，材料更新换代是进步，不完全为创收。目前医院用的最多的是光固化复合树脂，几乎能以假乱真，黏结性、耐磨性较好，但价格比较贵，如果是进口的价格就更高了。针对“医生不给患者自行选择的机会完全是垄断”的指责，王兰直言：“其实我们也为难，面对那么多患者，大夫们连厕所都顾不上去，真不可能给每一位患者详细讲清这些材料的区别。”

山西医科大学的董大夫则从另外几个角度为记者剖析了成本高的原因。

看牙病成本高，最主要贵在消耗性材料费上。拿补牙时根管治疗术所用的针具来说，国内目前无法生产，只有采用进口产品。不同档次的材料与器械确实有品质区别，医生之所以愿意推荐好一些的，不但因为治疗效果更佳，操作起来更顺手，还因为风险小。例如，根管治疗中，器械折断是难免的事，为了避免种种麻烦，器械当然要选好的，还要定期更换，甚至一人一换，成本越来越高。

除了治疗椅和耗材，还有很多辅助设备同样昂贵。患者觉得口腔科室收费高、很赚钱，但其实在大的综合医院中，它虽被列入重点学科科室却并非重点收入科室，也就是说医院并不指着它赚钱。相反，它的硬件设备投入却不低，比如各类专业器械。一套口腔治疗专用椅就得十几二十几万元，有几位医师就得有几套椅子。这些看得到却想不到的常规性投入成本，都是被患者所忽略的。

另外，患者很少能想到口腔治疗的技术含量以及忽略医生的培养和成长成本。比如，一个正畸医师要经过8—10年的锻炼才能成熟。目前，经中华口腔医学会正畸专业委员会认定的正畸专科医师全省才几十个，多数集中在三甲医院。

定价制度：人为生出难和贵

采访中，业内人士不约而同提到了有关收费定价制度问题。

“我们现在收费是按材料收费，而不是按医生的能力水平收费。在一所医院里，不管你是接受了十几年的医学专业教育拿了博士学位，还是几十年的历练当了主任，收费和刚毕业的专科生甚至实习生一样。所以找谁看都是一样的钱。”山西医科大学的董大夫说。

既然是一样的费用，当然大家都想让专家来看，“可怜”的专家陷入大量简单劳动，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由于繁忙，简单的事不一定能干好。实际上很多时候年轻人干得很好，却可能闲着。很多常见病多发病，年轻医生都能看好的病，要上大医院找专家。除了钱，患者为此还要付出更多的时间。难和贵，人为的。

既然是按材料收费，必然导致多用昂贵材料的倾向。

而另一方面，导致看牙贵患者自身“难咎其责”，因为“观念”让大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一种误区——牙疼不是病。人们不重视牙，吃饭、美容花千元、万元能接受，做牙一两千嫌贵，却没想过这牙能帮你吃多少次饭，在忽冷忽热、忽酸忽碱、撞击研磨中，干活的“老黄牛”总是被忽视。

一种抵触——疼痛致质疑。患者牙齿有了毛病不在意，都是拖到疼得受不了才来就医，而治牙多半比较痛，这痛苦使患者本身就潜在着一种抵触心理。当治疗完成、看到收费单时，这种抵触就被放大了。

一种心理——最贵就是最好。在普通的消耗材料更新换代的同时，人们对于牙齿正畸、整形也成为一种趋势，“用最好的，做最好的”这一观念，也在相当程度上引导了牙科诊疗的高消费。

山西这些年牙科大发展，技术水平、材料设备在全国算排在前面的。超过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是感到费用高的原因之一。

资源配置：不均衡加重价差

看牙病虽然贵，但在不同的治疗机构，价格还是有相当的落差。同样是最低档次的冠套修复，在省城某大医院收费是七百多元，在省城各口腔专科医院收费也差不多，而在不太知名的小型综合医院，收费则低三分之一左右。但患者的就医心理往往是“大医院、专科医院的大夫水平更高”。

和教育一样，医疗优质资源配置不均。在大医院口腔科看病，永远排长队，预约挂号往往要等一周左右。在口腔专科医院则好一些，基本不用排队。“整体上，口腔医疗资源的分布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口腔系的毕业生几乎完全集中在大城市，没人愿意回小地方。”董大夫说。

去年9月，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口腔卫生处处长王维真曾说：“我国口腔医生数目不足，严重影响整体服务能力。虽然口腔医师人数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5741人发展到目前的11.9万余人，目前我国共有口腔类医疗机构18520所，设口腔科的医疗机构17617所，但是大型的口腔专业机构非常缺乏，如2000万人口的上海市只有一所三级甲等口腔专科病院。”

在去年5月举办的一次专业论坛上，媒体披露山西民营口腔医疗机构占所有口腔医疗机构的绝对多数。记者从山西省卫生厅了解到，截至2012年末，山西省共有口腔专科医院30家，全省共有口腔专业执业医师4137人，助理执业医师2011人。

目前，我国医院只在挂号费上象征性地体现医生的技术水准，却未能依医生的技术水准来设定诊治上的分层梯度收费。而不管是谁出诊，材料收费是统一的，不能统一的技术收费由能统一的材料收费来缩小落差，这算是一个令各方平衡的办法。但实际上，这规定极不利于医生的价值体现和积极性。这也成为私人诊所得到了巨大发展空间的因素之一。

其实，作为医生，都希望能在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诊治。“发现龋齿等小问题后尽早诊治尽早补牙修复，不仅疗程短费用低，而且效果好。如果小毛病拖大，治起来会难得多而且花钱多得多。”董大夫建议，“作为患者，在接受治疗时，不一定要选择最新最好的，不一定要最高要求最高标准，会有一些更实用的选择。”

物价上涨、资源配置不均、医患关系敏感……在现实中，对于一名患者，遭遇看病难看病贵无奈而被动，而“做好保护和预防，是最不依赖客观条件的、完全可以自己把握的给力措施”。

首席记者 冯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