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有老年痴呆的张改香。

被肺气肿折磨的张先兔。

敬老院里的周喜香。

时而糊涂时而清醒的郭喜翠。

医院里的万爱花。

独居老人李秀梅。

10月6日，中国最年长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尹玉林去了！山西16名公开对日索赔的受害者只剩下了6个。那场战争，使她们在花季沦为性奴；那段历史，给她们的身心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

如今，寂寞孤独、疾病缠身、老无所依侵蚀着风烛残年的老人们，她们不断慨叹“死了好”。而等待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又成为她们活下去的动力。

中国第一个站出来实名揭露日军“慰安妇”真相的人

医院里的万爱花

今年已被医生下过两次《病危通知书》，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日本人不道歉，我不能死。”10月24日，病床上的万爱花语气坚定。

万爱花曾3次被日军抓走，遭到暴力性侵，全身多处骨折，165cm的身高缩至147cm。由于肋骨骨折，老人胸廓畸形，呈筒状。几十年病痛折磨，万爱花的体重不足35公斤。

今年1月16日，万爱花身体突感不适住进医院，被诊断为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尽管万爱花每月享有320元的低保和1200元的老党员补贴，但对于长期住院治疗的她来说，这些钱显然不够用。住院近半年，她无力支付医疗费自行出院。在社会各界捐助下，7月上旬，万爱花再次住院治疗，并聘请了专职护工。

万爱花的求生欲很强，针灸、按摩、康复锻炼，她积极配合着医生。病房里有电视，大多数时间她是躺在床上看电视。新闻、抗战片、侦探片她都爱看。每每看到电视上出现日本兵，她都会不由自主地哆嗦：“日本鬼子坏得很。”

万爱花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韭菜沟村，原名刘春莲，4岁时被人贩子卖入山西省盂县羊泉村李家做童养媳，14岁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并负责村里的妇女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她做了邻村一户万姓人家的干女儿，更名万爱花。

1943年6月，侵华日军扫荡羊泉村，万爱花被抓，并被带到16公里外的进圭社村东侧的日军据点。被日军折磨21天后，一天半夜，万爱花逃了出来。没多久，她第二次被日军抓走。不到一个月，她的下身开始糜烂。趁日军出去扫荡，她再次逃出魔爪。

这年腊月的一天，她正给奄奄一息的男人喂药，忽然，院门被几个日军踹开，万爱花第三次被抓进据点。“先是轮奸，后是打耳光、压杠子、坐老虎凳，吊在槐树上，凡是能想到的整人方法，他们都在我身上用过了，我死过去又活过来。大腿折了，右耳朵被撕裂了……”

第二年正月的一天，不堪折磨的万爱花昏死过去。日军以为她死了，扒光她的衣服，把她扔到了村边结冰的河面上。一个过路的老汉把她抱回家，她活了过来……

肋骨、胯骨都折了。整整3年，她不能走路，十七八岁便没了月经。为了日后有个靠，她领养了现在的女儿——李拉弟。随后，带着女儿逃到太原，靠做针线维持着生计。

1992年1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日本召开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万爱花作为中国大陆受害女性幸存者代表，成为第一个站出来揭露日军“慰安妇”真相的中国女性。在听证会上，万爱花脱掉上衣，指着当年留下的伤痕，讲述着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她情绪激动，难以自制，最后高举双手，晕倒在讲台上。

1998年10月，万爱花与盂县受害者赵润梅、杨秀莲，代表所有当地受害妇女，联合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此后，她6次赴日作证。万爱花是侵华日军性暴力幸存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口齿伶俐，思维清晰，与二战受害妇女相关的各种活动，都会邀请她去参加。万爱花很在乎自己的形象，每次参加活动，总会将自己的白发染黑，以证明自己还年轻。

因为有着相同的遭遇，她和遭受日军性暴力侵犯持续1年多的尹玉林来往频繁。10月6日下午，90岁的尹玉林黯然离世。“我如果不病的话，也想去送送她。她住着简陋的土窑洞，自己不能动，还没人照顾。死了算是解脱了，活着受罪呢。”

山西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中第一个享受社会养老的人

养老院里的周喜香

10月24日下午，阳光斜斜地射进太原市阳光托老中心一个房间里。房间里靠近阳台的那张床上，一个老人盖着被子坐在那里，目光迟滞。老人名叫周喜香，今年87岁，进入该养老院刚刚一个多月。“大娘，有人看你来了。”护工张爱青对着老人的耳朵高声说。老人拍拍床，嘴里说着“坐、坐”。老人此举让张爱青有些惊奇：“大娘大小便失禁，也不认识人，无法与人交流。”

“你有娃儿吗？”刚来养老院没多久，周喜香冷不丁问张爱青。起初，张爱青并未在意，只以为老人在说胡话。随着媒体的采访，她才知道老人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痛。

15岁嫁人，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任命为盂县李庄村抗日妇救会主任，带领全村妇女进行抗日活动。在村子里，周喜香算是一个能干的女人。由于叛徒告密，她与村里11名干部一起被日军抓捕。除了要忍受严刑拷打，日军还将其当成发泄性欲的工具，不分昼夜对周喜香实施着性侵。

虽然被八路军某部第二中队成功营救，周喜香却终身未能生育，丧失了一个女人最基本的权利。因无法生育，丈夫将她抛弃，第二任丈夫又先她而去。周喜香没有兄弟姐妹，在进养老院之前，与继女一起生活多年。2010年，继女手部做了手术，其丈夫在外打工，周喜香的身体每况愈下，生活无法自理。继女感到照顾老人力不从心。

2012年春节，继女将自己的困境告诉了被称为“中国民间慰安妇调查第一人”的当地教师张双兵。张双兵是一名乡村教师，从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关注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妇女，先后帮助16名山西受害者走上了对日诉讼之路。

接到周喜香继女的求助，多年救助幸存慰安妇的“惠明慈善基金”再次伸出了援助之手，出资将周喜香送入了太原市阳光托老中心。

2006年注册于香港的“惠明慈善基金”，是中国最早开展“援助幸存慰安妇项目”的民间公益组织。2007年开始，周喜香与盂县幸存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成为该基金的救助对象。每人每年可获得3000元的救助资金。

“如果她早点进养老院的话，还能多享几天福，最起码有专人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太原市阳光托老中心负责人张天生说。周喜香成为这些特殊老人中第一个享受社会养老的人。进养老院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

和女儿瞒着周围的人悄悄到北京开始对日诉讼之路的人

独居者李秀梅

盂县西烟镇北村，大门敞着。推门进去，84岁的李秀梅正面朝墙在炕上躺着，听着屋里有动静，她一骨碌翻身坐了起来。“眼睛啥也看不见了。”1942年初秋，14岁的李秀梅被进村扫荡的鬼子抓走，饱受摧残。因不堪蹂躏，几次反抗遭到毒打。那时候被皮带抽坏的眼睛，如今几近失明。“吃午饭没？”张双兵问。“女儿这几天正好在村里，中午给送了点米饭过来，吃过了。”李秀梅手背上青筋突起，关节粗大，手掌上的纹路像刀刻的一般，牙齿像掉了齿的木梳，残缺不全。

李秀梅是哥哥花几十块大洋从日本人手里赎回家的。此后，她未曾向任何人提及那段屈辱的往事。直到上世纪90年代。

1994年10月22日，李秀梅和女儿周存召瞒着周围的人，悄悄到达北京，与计划帮助中国女性受害者起诉的日本律师大森典子、简招友子等人会面。从此，开始了她的对日诉讼之路。

李秀梅现育有1儿3女。儿女们忙于各自的生计，无暇顾及老人，能做的只是偶尔回家来看看。为了便于随时知道老人的情况，二女儿给她买了个老年手机，孩子们会时不时给她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她会接听，却不懂得怎么拨出去。手机啥状态是没电，啥状态是没费，她也不明白。老人也不愿意给孩子们添麻烦，独自居住，米汤、方便面一日两餐凑合着。

视力差，腿脚不便。拄着棍儿去院子里上厕所，她最担心的是摔倒。“摔个半死不活就麻烦了。”老人性格直爽，快人快语。前几天，为了打扫门前的落叶，她摔了一跤，幸运的是没摔出啥问题。

生活越来越难以自理，雇保姆，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她想像周喜香一样去养老院，即使死在外面，火葬也无所谓。儿女们却都不同意。

每月60元养老金，每年210元的农村低保，再加上民间慈善组织的救助，李秀梅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生活。

后记

有资料显示，二战时期，日军推行“慰安妇”制度，有20余万中国妇女惨遭蹂躏。据张双兵的调查，他曾走访过的123位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中，100多人生活困难，40余人丧失生育能力，至今活着的有30多人。大部分受害妇女居住在农村，生活条件差，面临无人赡养、无钱看病的窘境。

近日，张双兵忙着给盂县遭遇日军性暴力伤害的幸存者申请老年特困救助资金。今年，盂县民政局首次将二战女性受害者列入了救助对象，并在文件中特别注明：“二战女性受害者应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请有关村委会和乡镇民政办协助办理。”

10月25日，张双兵收到了台北市妇女救援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电子邀请函，邀请他与受害者南二朴的女儿杨秀莲，参加12月8日至11日举行的“第11届日军慰安妇问题亚洲团结会议”。

对日诉讼官司败诉，证人陆续离开人世，中国“慰安妇”索赔之路愈加艰难。

韩国将“慰安妇”索赔上升至国家行为，万爱花们在关注着事态的进展。

寂寞孤独，疾病缠身，老无所依……但她们活着，活在过去的痛苦里，也活在对未来的期待中。

幸存者档案：

张改香 1925年生，山西盂县西潘乡进圭村人。1942年，刚刚结婚的她被日军带走多次性侵。

郭喜翠 1927年生，山西盂县西潘乡高庄村人。1943年左右遭日军性侵，长期被日军小队长霸占，成为其“专属”的女人。

张先兔 1926年生，山西盂县西烟镇北村人。1942年被日军抓走时，她刚刚和小自己3岁的男人拜堂成亲。

本报记者 何玉梅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