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新闻发布。《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

这部涵盖粮食安全、产业融合、人才培育等九大领域的法规，不仅填补了地方立法空白，更通过制度创新构建了“四轮驱动”的农民增收体系，为破解“三农”难题提供了山西方案。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山西正以法治力量激活农村发展潜能，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共同富裕新路径。

制度创新构建农民增收新生态。《条例》最突出的价值在于构建了“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四维增收模型。这种立体化设计打破了传统农业增收的天花板，通过制度性安排将农民纳入全产业链增值分配体系。山西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长期面临农业比较效益低的困境，条例通过“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等新型集体经济实现路径，让沉睡的土地资源转化为资产性收入；通过劳务品牌建设和职业技能培训，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本红利。这种制度设计不是零敲碎打，而是系统性重构了农民增收的动力机制。

产业融合打造致富新引擎。《条例》将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牛鼻子”，明确提出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山西，这意味着要打破晋北杂粮、晋南水果、晋中蔬菜等传统农业板块的地理界限，通过“农业+加工+文旅”的模式创造新价值。以汾阳核桃为例，过去农户仅靠销售原料果，每亩收益不足千元，而通过发展核桃深加工和采摘体验游，产业链延长后的亩均收益突破万元。这种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正在吕梁山区、太行深处不断上演。条例鼓励发展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既是产业融合的载体，更是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桥梁，其示范效应将带动更多农民共享产业增值收益。

技能革命激活人力新资本。在忻州代县，经过培训的“代州辣妹”通过直播带火雁门关辣椒；在长治沁县，持证上岗的“沁州月嫂”在深圳家政市场供不应求。这些劳务品牌的成功，印证了条例“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的前瞻性。山西作为劳务输出大省，过去长期依赖体力型输出，条例通过制度设计推动“体力输出”向“技能输出”转变。当物业服务、文化艺术等培训资源向农村倾斜，当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育体系逐步建立，农民正实现从“靠天吃饭”到“靠技生财”的蜕变。这种人力资本的提升，不仅增加了即期收入，更增强了持续增收的内生动力。

从太行的梯田到汾河的滩涂，从雁门关外的牧场到吕梁山里的果园，乡村振兴的法治蓝图正在三晋大地徐徐展开。《条例》的价值不仅在于经济层面的增收设计，更在于构建了“产业—人才—治理”的良性循环。当农民从土地、技能和集体资产中持续获益时，其对乡村的认同感和主体意识将显著增强，进而反哺乡风文明与生态建设。未来，需进一步细化配套措施，如建立动态监测评估体系、优化财政金融支持，让《条例》的每一款条文都成为农民口袋里的真金白银。（王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