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古中国时代”三部曲之后，历史学者李琳之关于史前中国总结性大著《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近日由研究出版社出版。
　　《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是李琳之撰写的“上古中国时代”三部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而此次出版的新作《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是对前三本书所构建的中国上古史体系的一个延伸、总结和升华——实际上是对华夏民族、华夏国家怎样滥觞、怎样形成这一终极问题做出的一个终极回答。
　　李琳之，山西襄汾人，我省知名历史学者、作家，著有《中华祖脉》《祖先，祖先》《山西笔记》等十余部著作，长年深耕历史领域，从考古发现出发，援引史籍，创作古史研究作品。
　　长期以来，我们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被华夏正统视为文化落后的“戎狄蛮夷”都自认为是“三皇五帝”的后裔？为什么几千年以来，“戎狄蛮夷”像飞蛾扑火似的要不断地逐鹿中原？李琳之从考古学方面观察发现，自裴李岗文化至西周时期，中原族群的融合变迁可以明显地分成分流与汇聚两个阶段，“华夏”族群经过了从传说时代到夏、商、西周——总计6000年的民族融合演变史。在《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中，李琳之第一次把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作为重大历史问题提出，并且完满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全书以考古成果为核心资料构建上古史体系，开拓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方法、新领域。
　　多地流传的伏羲传说都反映了历史的一个侧面
　　山西晚报：距今9000-7000年，中国各地从采集时代进入农业时代。为什么裴李岗文化会成为文化传播辐射的一个中心？
　　李琳之：一种文化成为传播辐射的中心，一般而言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文化水平高，二是势力强大。文化水平高可以让周围文化心甘情愿地学习它、借鉴它。势力强大可以迫使周围文化拜服它，吸纳它。强势文化征服弱势文化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真理。
　　在距今9000-7000年这个时段，就目前考古发现观察，只有河南裴李岗文化具备这两个条件。裴李岗文化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距今9000-8200年，以舞阳贾湖遗址为代表；后期距今8200-7000年，以新郑裴李岗、唐户等遗址为代表。
　　首先，它发祥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距今9000年前后，具有一定内涵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只有浙江的上山文化可以与裴李岗文化前期的贾湖类型相提并论，但上山文化在距今8500年就被新兴的跨湖桥文化替代了。
　　其次，裴李岗文化遗址数量多，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160多处遗址聚落，是为全国同时期各种考古学文化遗址数量最多。而上山文化只有金华上山、义乌桥头等区区几处。
　　再次，裴李岗文化代表性遗址面积大。贾湖遗址面积是5.5万平方米，而同一时期的上山遗址面积是2万多平方米，桥头遗址只有不到3000平方米。
　　第四，裴李岗文化文物种类数量多。不说李岗文化后期的裴李岗、唐户等遗址，仅就前期的贾湖遗址而言，就发掘出了经过精心磨制的铲、镰、刀、斧、磨盘、磨棒等陶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和酒、骨笛、契刻符号、龟甲、带有刻度的骨板等高等级文物，此外还发现了粟、稻混作的痕迹，尤其是发现了大量炭化稻和稻谷遗存，而且是早、中、晚三期一以贯之。这在当时各支文化中可以独领风骚，没有谁可与之比肩。
　　第五，裴李岗文化文物质量高、精品多，像酒、骨笛、契刻符号、龟甲、带有刻度的骨板等，都具有明显的文化内涵。这在全国同时期各种考古学文化中亦无出其右者。
　　山西晚报：您认为它是伏羲文化的依据就是这些骨笛、契刻符号、龟甲、带有刻度的骨板等器物的发现，但是音乐、文字、占卜等的发明者在不同文献中说法不一。比如黄帝就是其中之一。您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是什么？
　　李琳之：从表面上看，文献的记载五花八门，互相矛盾，像音乐、文字、占卜等的发明者在不同文献中说法都不太一致，但是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去理解文献上的这些说法。我们首先得明白，这些文献都是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传说，都只是反映了历史的一个时段或一个侧面。像音乐、文字、占卜等的发明、改进、完善，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献上记载伏羲发明乐器，是人类之初的发明，是开始，是滥觞，黄帝发明是说在黄帝那个时代又有新乐器的发明，是这个历史过程发展中的一个环节，二者并不矛盾。
　　诸如此类，还有伏羲、神农和后稷，都被称作是农业的发明人，它反映的历史真相是，伏羲时代人们由逐水草而走的渔猎生活开始转入初步定居的农业生活。而之后的神农和后稷时代，又发明了一些新的带有革命性质的农具，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从而使得先人初步定居的农业生活进一步稳定化、普遍化。伏羲是农业诞生的原点，神农和后稷分别是农业发展过程中两个关键环节。对二者的关系要跳出神话传说，做辩证的理解。
　　如果这样看问题，我们在文献上遇到的此类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国人将伏羲看作华夏文明始祖是其来有自，并非空穴来风。而最有说服力的当然就是考古证据了。在贾湖遗址出土的粟稻混作痕迹以及骨笛、契刻符号、龟甲、带有刻度的骨板等器物，正是伏羲文化或者说是伏羲时代特征的反映。
　　山西晚报：一般认为，伏羲故里在天水，伏羲文化起源于我国西北。您却认为，伏羲文化起源于黄河中游，西北的伏羲文化是贾湖-裴李岗文化西迁的结果。这与传统的史学、文化学观念大不相同。考古学的发现能推翻传统观念吗？
　　李琳之：前边讲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献都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传说的记载，都反映了史实的一个部分或一个侧面。伏羲故里在天水，伏羲文化起源于我国西北，只是伏羲族群后裔的一支在这个地方活动过的传说记载，学者一般认为距今7800-7300年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就是伏羲文化的孑遗。它比裴李岗文化诞生迟了足足1200年，且有多重证据表明，大地湾文化是裴李岗先民向西迁徙所致。大地湾文化只是伏羲时代的一个片段、一个部分而已。
　　伏羲传说不是历史而是文化，历史和文化不是一回事。历史是客观世界、人类社会过去发展过程的总称，而文化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某一群体形成的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是这一群体所共有的思想、观念、意识、情怀等总和的精神反映。历史是客观的，文化是主观的。历史是文化形成的基础，文化反过来又影响着历史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的时段或地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历史的属性是求真，文化的属性是求同。
　　从现在的研究成果看，被视作中华民族始祖的“三皇五帝”其实都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而是其所在族群数代、十数代或数十代首领的统称，他们都是某个特定时代的象征性符号。相比于文献记载，考古具有终极的意义，是最终的裁判官。但考古可以推翻文献的不实记载，却很难推翻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观念。因为文化是一种传统精神，是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无所谓真假的问题。
　　“居中建国”是华夏正统的象征
　　山西晚报：在您的书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上古，也和后世一样有逐鹿中原的现象。哪怕是迁移扩散到边缘地区，也总要想着回归中原。“居中建国”的观念在上古先人中真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
　　李琳之：不能笼统地说大汶口文化是中原后岗一期文化败退至海岱地区而形成，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原后岗一期文化败退至海岱地区与当地北辛文化在碰撞、摩擦后交融而成。
　　“居中建国”的观念在上古乃至中古都是一以贯之的，我在书的最后专门设了尾声“‘逐鹿中原’背后的玄机”这么一节来阐述这个问题。古人几千年连绵不断地、锲而不舍地逐鹿中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这里是他们祖先曾经生存的故地，是他们祖先认定的“天地之中”，是华夏民族立地建国以告慰祖先的正统象征。至于中原地区的人文自然环境要好于周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尽管中原之外的某些地区在某些时段，也较为适合人类居住，但如果这些华夏边缘地区的人们要实现更大的理想，那就必须逐鹿中原，居中以建国，因为那才是华夏正统的象征，才能得到天下的承认。
　　山西晚报：在您的书中，也涉及到许多长江流域乃至更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通常的观念中，华夏文化诞生发祥于黄河流域，那么长江流域的文化遗存对我们认识华夏文明起源发展有什么意义和启发？
　　李琳之：中国这100多年的考古学成果已经证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模式是“多元一体”，而不是像古人认为的那样是“中原一元”，这是考古学对中国古史观最大的改造，目前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学界的共识。不过，“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有平均用力之嫌，因为中原在其中的确起着中心主体的作用，所以用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论来概括可能更为科学。就是说，中华文明的形成好似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周围的山东、燕辽、甘青、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是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第三层花瓣。中原文化区作为花心不但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还起着向周边文化辐射的作用。
　　就文明起源角度而言，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时间不迟于中原，如上山遗址，大致时间就和贾湖遗址处在同一个时段，都是距今9000年左右。而在某些个时段，长江流域的文明进程还快于中原，譬如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城址是6000年前诞生于澧阳平原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占地面积18.7万平方米，城内面积约8万平方米。而中原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城址是郑州西山古城，其始建于5300年前，比城头山古城迟了700年，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内面积只有2.5万平方米，也比城头山古城体量小得多。
　　从进入文明历程角度讲，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在距今5000年左右时，就迈入了文明的门槛，而中原地区直到4300年前才由于陶寺古城的崛起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年来，长江流域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文化遗存，有力地佐证了中华文明起源模式是“多元一体”或“重瓣花朵”式，而并非“中原一元”。
　　文化同质、家国同构是形成“敬天礼地祭祖”传统的重要因素
　　山西晚报：在您的书中，我们也看到，上古时期各个文化“势力”征战不休。相对于落后的生产力来说，先民对生存空间的要求真的那么高吗？
　　李琳之：上古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不论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猎生活方式，还是初步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都是靠天吃饭，因此气候环境的变迁和土地超越人口承载量的极限都会逼迫土著居民迁徙、扩张，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的场所。
　　譬如，距今8200年左右，在大西洋北部和北美洲、非洲、亚洲突然爆发了干旱和降温现象。这次气候突变对中国各地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寻找适合生存的栖息之地，原始先民不得不向异地迁徙，中原大地因此就出现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第一次的迁徙分流场景。像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山东滕州北辛、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就都是这次气候突变导致中原人口迁徙的结果。
　　而像距今4300年山东龙山文化向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湖北等地扩张，鲁东南地区人口严重超越当地承载量就是其中一个重大因素。根据国家文物局编纂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公布，山东半岛至本世纪初发现有547处大汶口文化遗址，而到龙山文化时期，遗址数量猛增到了1492处。龙山文化重地鲁东南地区尤其是人口增长的中心区域之一。该区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时拥有遗址27处，至龙山时期则猛增到了463处，另外还形成了面积达272.5平方米的两城镇和367.5万平方米的尧王城两处大型聚落。这意味着该地区人口增长了16倍不止。试想一下，原来只能供应一个人生存的资源，现在要有16个人平分，那会是什么状况？
　　山西晚报：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大特点就是敬天礼地祭祖，从裴李岗到陶寺有着清晰的传承。世界上不是只有古中国是农业社会。为什么古中国会形成这样的文化特色？
　　李琳之：敬天礼地祭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从9000年前的贾湖到4000年前的陶寺，到华夏民族初成雏形的西周，再到明清，乃至今天，绵延不绝，蔚为壮观。同世界上其他古老的农业文明相比，华夏这一特色殊为明显。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各种自然和人文因素，但细究起来，应该是文化同质和家国同构这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先说文化同质。华夏族群到华夏民族的形成经历了6000年这样一个跌宕起伏、艰难曲折的漫长历程。这个历程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就是迁徙、碰撞和融合，其中融合是重中之重。正是融合促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同质化，也促进了华夏国家、华夏民族的形成。同质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华夏文化的原始基因被保留下来，并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
　　再说家国同构。由小家而大家，由大家而天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大夫有家，诸侯有国，天子有天下”，这是家国同构的一个典型特色。换言之，就是用治理家庭的办法来治理天下。天子的家庙是宗庙，天子的姓氏是国姓。至少从文献记载的唐尧古国即今陶寺遗址的情况看，一直到明清之际，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这就使得“祀”礼——敬天礼地祭祖之礼，作为一项超越民族、超越朝代、超越国家层面的文化、社会制度而保留下来，并不断地予以发扬光大。
　　其他古老文明虽然也是农业文明，虽然也不乏敬天礼地祭祖这种情况，但是每个文明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式都不一样，更关键的是，在华夏民族形成的6000年及其以后不长的时间内，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等，都由于先后受到其他新生异质文明的侵略而覆亡，其文化也逐渐灭绝，所谓敬天礼地祭祖的传承自然也谈不上了。
　　山西晚报：看完这本书，了解了考古学视野下的华夏早期历史，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国上古史籍和上古历史。很重要的问题在于，上古史是华夏文明的基石，奠定了中国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家国观。但通过考古发现，上古史很多并不真实，对这些基本观念形成很大冲击。
　　李琳之：我在上面已经讲过，文化和历史是两回事，我们在文献中看到的古史记载并不是历史而是文化，是我们先人对历史的加工和创造，是依据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家国观对上古历史的再创作。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这种再创作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对祖先事迹的捏合、虚饰和夸大。考古学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大体还原华夏先人生活的历史概貌，让我们后人逐渐追踪到他们真实的历史足迹。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