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文（中）和同事在闻喜上郭工地开展考古勘探工作。

田建文。

　　人物简介
　　田建文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兼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学生校外辅导员、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多年来一直从事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曲沃、翼城交界处曲村-天马遗址、侯马晋国遗址、1994年夏县西阴村遗址、2003年浮山桥北商周墓地、2004年绛县横水墓地考古工作，2018年至今主持闻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的考古工作。参加编写大型考古报告四部和20余篇中、小型考古报告，撰写了140余篇黄河流域新石器及夏商、晋文化、秦汉、宋金元等不同时期的专业文章。
　　参加的绛县横水墓地考古发掘工作获2003-2004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2020年入选“张颔领军人才”支持计划，2021年荣获感动山西十大人物，2022年荣获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2023年荣获山西省直机关第六届敬业奉献道德模范荣誉称号、北京大学优秀校友等，负责的闻喜县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项目，获评“2023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
　　他是黄河流域新石器、夏商、晋文化、秦汉、宋金元考古的多面手；深入到考古工作第一线，山间野地、乡村河边都留下他的身影；为了心爱的考古，名校毕业而自愿扎根基层……近日，山西晚报记者走近默默耕耘在田野一线的考古人田建文，听他讲述与泥土、石器、陶片相伴的日子，感受他探寻历史之谜的激情与执着。
　　守望田野 潜心考古事业40载
　　“我不是农民，却常工作在田垄；我不是地质学家，却经常翻山越岭……”从1984年进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开始，田建文从事考古工作已经40年，这首歌曲《我是中国考古人》，是他考古生涯的真实写照。
　　田建文15岁就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82年秋天，在邹衡先生指导下，田建文与同学们参与过翼城、曲沃交界处的曲村-天马遗址考古。痴迷这一田野事业，1984年毕业后，他拒绝了到大学上班的工作分配，主动回到家乡晋南，古代晋国最后一个都城“新田”所在地临汾市侯马市，扎根一线从事考古工作至今。用他的话说，“学了几年考古，不去田野就浪费了。”之后一次偶然的会议，得到了我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的大力推荐，得以到吉林大学读研。毕业后，他毅然3次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继续回到侯马工作站。
　　考古路上有惊喜，也有辛酸。1997年，田建文从工地返乡途中遭遇车祸，3次开颅手术后身体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不出话走不了路。同事们深知其对考古的热爱，将田建文接回到考古工地，经过“生死劫”重返岗位后，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地大有好转。
　　抱病躯行正路，谨严持身治学。田建文边进行调查、发掘考古工地，边进行考古研究，每年有七八个月在考古工地奔忙，其余时间都夜以继日一头扎在资料堆里查资料、整理卡片。有时候灵感来了，半夜就爬起来写文章。尽管只能用左手单指敲打键盘，付出的辛苦要多于常人数倍，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么多年，他发表的考古报告、专业论文有100多篇、50多万字。
　　考古，他一直在“路上”。田建文摇摇晃晃地走在田野小路上，早年的意外事故让他腿脚不便。他斜挎一个军绿色帆布包，脸庞因常年的户外工作显得粗糙黝黑。严寒下的考古工地，远远地就能辨认出他的身影。
　　考古“痴人”走遍众多考古遗址
　　“黄土从来不负人”，田建文在基层工作了40年，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是喜人的。
　　他与同事1991年调查的枣园遗址，是目前山西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提出“枣园H1遗存”后，田建文又调查了侯马、曲沃、翼城、新绛、绛县的相关遗址，1994年提出了“枣园文化”，使山西成为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之 一有了考古学提供的实物依据和考古学文化的支持。
　　他首次在吕梁山区辨识出匈奴人墓葬，证实了汉武帝以来对降服的匈奴内迁封侯设县的实例。
　　“田野考古，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有所收获，不能更不要怀有侥幸心理，一步跑不到、一个细节观察不到就会遗漏重要发现，这是我参加多次调查与发掘总结出来的‘硬道理’。”田建文回忆，2016年冬发掘蒲县海拔1000多米的曹家庄遗址时，天寒地冻还经常下雪，当石板墓一露头时他马上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边发掘边调查边查资料，清理墓葬共42座，用考古类型学的手段，分析出土圹竖穴墓24座属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土著人，而汉武帝以后的洞室墓18座墓葬为匈奴人骐侯驹几的部属，这是我国确认的匈奴人分布最东南的地点，后来得到人骨鉴定的支持。
　　他提出从枣园文化到西阴文化的完整谱系，李济先生1926年10月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独立进行的考古工作，1993年张忠培先生提出“西阴文化”，田建文在1994年10月主持了对夏县西阴村的第二次发掘，发现西阴遗址以西阴文化为主，其次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也有仰韶早期文化和商代早期的居民在这里生活。从此，考古学界能够比较彻底的认识西阴遗址和西阴文化了。
　　他主持发掘出山西闻喜邱家庄1号墓，是迄今山西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东周墓葬；他调查、发掘出上郭古城，对推进晋文化的历史研究有重大意义；他对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曲沃翼城交界处的曲村-天马遗址和北赵晋侯墓地的研究，也卓有成效，宋金元砖雕墓方面，他提出来晋南地区民间，存在着“善孝养家、善食养生、善戏养神”的“三善文化”。
　　“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科学，是‘证实’和‘证伪’的科学。”田建文说道，第一代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曾经坚守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优良传统，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就不要指望立竿见影，就得“研究研究再研究”，就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深思熟虑，耐得住寂寞之后才能下结论，也才敢下结论。
　　证经补史 用考古方法书写古晋国史
　　晋国，立国660余年，连唐叔虞所封的“唐国”历经38代国君，称霸中原150余年，是山西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田建文介绍，晋都新田所在地，最早记载于魏郦道元《水经注·浍水》和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以及明《大明一统志》《嘉靖曲沃县志》等史书。这些史书都认为，晋都新田所在地是在今曲沃县城西南的曲沃古城。清代曲沃县令张坊认为，在曲沃县西部的侯马驿，清代时归曲沃所辖。1952年发现侯马晋国遗址，认定侯马市应该从曲沃县独立出来，这座古城被称为“凤城古城”。随着多座古城、侯马铸铜遗址、侯马盟书及数处祭祀地点、上马墓地等发现、发掘和研究，从1979年起学术界把平望、牛村、台神三座古城组成的“品”字形古城、铸铜遗址、侯马盟书等认定是晋都新田了。
　　田建文在侯马多处晋国遗址从事过考古，1993年初，他运用新颖、系统的专业知识，撰写出了《新田模式——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研究》一文，将平望、牛村、台神三座品字形的宫城，与马庄、呈王、北坞三座卿城（后又发现北郭马古城），铸铜遗址等手工业作坊区，侯马盟书等祭祀遗址，和上马、平望等墓地，进行了通盘分析，从而建立了各个遗址的时间、空间、功能定位，最后总结出了“新田模式”。
　　“考古发掘具有证经补史的作用，考古发掘出的遗迹遗物，可以说是刷新有争议的中国古代史的‘新证据’。”田建文说道，这些“新证据”再结合前人研究与史料记载，很可能成为解决这些有争议古代中国史的新材料。
　　谈及下一步创作研究规划，田建文说道，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为晋国“故曲沃”的核心区域，是东周时期晋国宗庙所在地。晋国自叔虞封唐之后数次迁都，燮父徙晋地的“晋阳”以及景公所迁的新绛所在地已经被考古发现证实，即天马-曲村晋国早期都城遗址以及侯马晋国晚期都城遗址。叔虞封唐之唐地以及献公所迁之故绛，目前仍未明确。在晋文化及晋国史的研究中，故绛的不确定以及故绛时期考古遗存的缺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深入研究。“故曲沃”与故绛年代相当，即同为春秋早中期的晋国中期考古学文化。闻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的考古工作对于推进晋文化及晋国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一步，工作室将对其进一步开展综合研究。
　　工作室成员眼中的文化名家
　　天上不会掉馅饼 打铁还靠本身硬
　　“田建文涉猎的考古学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旧石器时代文化晚期到宋金元明清。”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杨林中这样评价田建文，他在考古学研究取得的突出成就与他多少年来勤于考古、勇于开拓、甘于寂寞、善于思考是分不开的。
　　田建文当年在吉林大学读研究生，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要求学生们：只有采取做卡片的方法才能读懂、读透田野考古报告，做两千张卡片才考虑能不能毕业，谁也不能例外。从那以后他养成了做卡片的“张门绝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做卡片。在没有发现枣园遗址之前，他做了197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在万荣西解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试掘的卡片，并在侯马东阳呈、崖上等遗址调查发现过这类陶片，枣园遗址的发现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他做卡片，是按每个遗址、每座房址、垃圾坑、水井、窖穴和墓葬等遗迹单位，按存在位置、出土层位、大小规模、出土器物图线图、照片、文字、表等部分，逐一做卡片，多年来田建文已经把山西先秦全部，陕西、河南、河北、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石器时代大部分，和夏商周、秦汉部分，都做了卡片，现在我们听起来都感到震惊，他下的是“硬功夫”“笨功夫”！看看田建文所取得的成就就明白了：天上不会掉馅饼，打铁还靠本身硬！

山西晚报记者 许晶晶
山西晚报记者 寇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