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北的“陶寺北墓地”，墓葬数量近万座，时代从两周之际延续到战国时期，绵延500年。从2014年9月至2018年9月，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此进行发掘工作，已发掘春秋时期墓葬254座，大夫、士一级贵族墓葬19座……在这样的“成绩单”里，不乏一些重磅级的考古发掘。日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陶寺北墓地编号为M3011墓地的考古发掘简报，介绍了丰富的随葬器物，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卫国编钟、蟠龙铜鼓座，以及铜礼器、兵器、乐器、漆木器等等。经过相关研究，考古专家最终确定该墓葬年代为公元前500年至前475年，墓主人身份可能为晋国大夫级别。从随葬品来看，墓主人当时手握重权，也从侧面印证了晋国在古代时的实力和地位。
　　卫国编钟出现在晋国墓地
　　早在2016年，陶寺北墓地先后考古发掘出了5座春秋晚期墓葬，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编号为M6的贵族女性墓葬，墓主人身怀六甲抱憾离世，腹中有一8个月的胎儿，而M3011的墓主人，就是这位女性的丈夫，这两座墓葬实则为夫妇并穴合葬墓。该墓地出土文物较多，要说最具特色的代表器物，则是一套16件(注：因墓葬前期被盗，3件系后期追回)卫国刻铭编钟。
　　晋霸诸侯后，卫国是晋国的盟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这是史籍中晋国和卫国最早的结盟记录，直至晋定公九年（公元前503年）卫国叛晋。这套编钟中，9件有18字铭文，有的行款不同，铭文相同；5件有180字相同铭文。18字铭文内容为：“卫侯之孙申子之子书择吉金乍铸龢钟六堵。”180字铭文，则记录了为何要铸造这套编钟的经过。“根据铭文释义，铸钟人的祖上曾经是卫国的国君，获得了一块名为‘麦’的封地，为了纪念这件事情，铸造了这套编钟。”该项目领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京燕在接受山西晚报记者采访时介绍道。那么铭文上写的“卫侯之孙申子之子”是谁？王京燕说：“这就是当年称谓的一种方式。用白话来讲，就是卫侯的后代。”
　　青铜器上的铭文，是传递历史信息的载体，但当时的卫国位于河南境内，为何他们制造的编钟会流传到山西，并且随葬在晋国贵族的墓地当中？“当时的晋国国力昌盛，能够傲视群雄，卫国属于小国家，是晋国的盟国，不排除向霸主进贡一些物品。或许这就是附庸晋国时，送出的礼物。”这只是王京燕等专家们的推测，当然也不排除该套编钟是晋国与卫国产生战争时的战利品。至于为何成为晋国贵族大夫的随葬品，这也留给人无尽的遐想。“或许是晋国国君赏赐给墓主人的，毕竟作为珍贵的礼器，编钟是贵族交往之间很贵重的礼物。此外，晋国的卿大夫权利和地位很高，也有可能是他在于其他盟国交往过程中，得到的馈赠。”
　　不管怎样，这套编钟以物载史，为研究两周时期封国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蟠龙铜鼓座，业界“NO.1”
　　在M3011墓室清理过程中，最“抢眼”的是蟠龙铜鼓座。据介绍，该鼓座底座直径为84.5厘米，是目前国内发掘出土的6件青铜鼓座中体量最大的一件。
　　该鼓座呈圆形，中间是用于插鼓柱的中空圆筒，三条蟠龙交叠盘旋，蟠龙直壁圈足上有对称的四个铺首衔环，每两个铺首衔环间有三个兽面，一周共12个兽面，造型生动，纹饰精巧。插句题外话，M3011墓葬曾经有被盗扰的痕迹，盗墓贼打的盗洞正好在鼓座的一侧。鼓座比盗洞大，不好搬出去，也因此“保护”了其他的器物，其他文物才没有被盗走。“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小的青铜器被盗墓贼拿走。”王京燕说。如今，这个蟠龙铜鼓座经过修复后，已经在山西考古博物馆“考古的温度”展览中进行展示，其硕大的“身姿”占据展厅C位，鼓座上精细的纹饰，卓越的设计，十分抢眼，深受公众喜爱。
　　国内传世或出土的青铜鼓座数量不多，年代集中于春秋晚期、战国时期，目前国内发掘出土的青铜鼓座共6件，其中4件分别出于徐、许二国国君墓，曾国国君及夫人墓；2件出于晋国高级贵族墓葬，即陶寺北M3011、金胜村M674墓葬，但就体量来说，M3011的铜鼓座当数“NO.1”。“其他鼓座大多出土于国君的墓葬，而M3011的墓主人是大夫一级的贵族，他的随葬品不仅有鼓座，还是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的鼓座，再次证明他手握重权，是当时身份和地位非常显赫的贵族！”
　　此外，在该墓葬中，还出土了很多的晋式青铜器，夔龙夔凤纹铜壶、铜鼓座、铜鉴、铜镈钟等纹饰是典型的三层浮雕式，属于侯马铸铜遗址中晚期曾流行的样式。该墓中出土的青铜壶与流散海外的赵孟介壶、浑源李峪出土的鸟兽龙纹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蟠螭纹莲盖壶的纹饰很类似。王京燕说：“这些铜壶中有年代可考的是赵孟介壶，铸作于黄池之会（公元前482年）后不久，陶寺北M3011铜壶形制与之相同，铸造年代亦相近。”

山西晚报记者 孙轶琼